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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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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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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为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正为此，上自麴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麴宝茂，下至身居要职的麴氏家族成员及异姓官员均莅临其落成之礼。
此后，麴氏家族亦曾多次扩建、修葺该寺。至延昌十五年（575年）时，麴斌嗣子——时任虎威将军、新兴县令的麴亮，又于原碑背面（阳面）铭刻麴斌生平事迹，并于上方铭题麴氏家族成员姓名、刻画诸人造像（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成员的造像、题刻中有一“使氏”。“使”姓也便是常见于史籍的“史”姓，为阿史那氏突厥（即乌古斯）的汉化姓氏[53]。此人当正是《会见记》的女施主——ʧy Taʃ-J(i)gɛn都督之妻Tyzyn，亦即佗钵可汗的女儿。
黄文弼先生以为：该寺“未完工而麴斌死；其弟麴暄续成之。至其嗣子亮，乃竖碑，时在延昌十五年，距开始建寺之岁，已二十年矣”。并称“《新疆图志·金石志》分作两碑（辉按：指该碑阴、阳两面）……显与事实不合”。细读该碑两面铭文，可知此说有误。该碑阴面铭文刻写于建昌元年（555年），而阳面铭文刻写于延昌十五年（575年）。这也是“惟碑阳作麴斌，碑阴施产契作麴斌芝[54]，即同一人称名不同的原因所在。
建昌元年（555年），正是麴宝茂执政的第一年。麴斌施产建寺应与庆祝高昌、突厥间休战“交好”、“同盟结姻”事有关。该碑阳面铭文云：
其后，属突厥雄强，威振朔方，治兵练卆（卒），侵我北鄙。□□□□军之委，承庴胜之荣，鹰扬阃外，虎步敌境。兵锋暂交，应机退散，生（主?）□□□敷（数?）之期，深知□□□□，□（居?）安虑危，见机而作，乃欲与之交好，永固邦疆。以专对之才，非人莫□，□□君厂邦庭，远和□□。□□□之以机辨，陈之以禑（祸）福。厂邦主钦其英规，土（士?）众畏其雄略，遂同盟结姻，□□而归。自是边□□□，□□无虞，干戈载戢，弓矢斯鞱，皆君之力也。以功进爵，乃迁振武将军□□□史。寔乃柱石□□□□，□□社稷之器。苞罒止刂柔于胸衿（襟），备文武于怀抱。名不虚称，斯其膺矣。[55]
麴斌既是统军与突厥交战的将领，又是与突厥谈判的使臣。战事最终以麴宝茂娶佗钵可汗之女并接受突厥所授之官称而告结束。也就是说，麴宝茂是于执政当年娶佗钵可汗之女为妻的。碑铭所记，既可正《北史》、《隋书》之误，又使其成婚时间得到了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该碑阳面刻于麴乾固执政的延昌十五年（575年）九月。这一年正是甲子纪年的“乙未年”，而《会见记》也正是于qutluʁ qojn jïl ʒyn yʧynʧ aj iki otuz-ʁa（吉祥的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译写的。题年中的ʒyn显然是汉语借词，但究竟是哪个汉字的对音却颇令学者们踌躇。在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研究整理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及斯拉菲尔·王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合撰的《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中，均汉译为“闰”字。此后，多鲁坤·阚白尔在《〈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一文中又改译为“辰”。或许是因为核检“中国历史纪年表”时，发现“闰三月”的“羊年”与其所考订的年代相去太远，才从翻译的角度进行了修订。笔者赞同这一改译。理由有三：
（一）查检薛仲三、欧阳颐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商务印书馆，1928），5～20世纪的1600年间共有五个闰三月的羊年。分别为：梁豫章王天正元年（辛未年，551年）、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年，106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1727年）、清嘉庆十六年（辛未年，1811年）和1955年（乙未年）。第一个羊年为时过早，后三个羊年又为时过晚。第二个羊年与《词典》的成书时间接近，但仅凭二者在语言方面所呈现的不同时代特点便可予以否定。
（二）在拉克玛蒂（G·R·Rachmati）《吐鲁番突厥文献汇编》第7卷《由艾布拉尔所作的汉学注释》这一有关回鹘历法和星相学基本史料汇编中，“闰月的回鹘文名称是šün（出自汉文‘闰’）āy（月）”[56]，即ʃyn aj，而不是ʒyn aj。岑仲勉先生亦是将回鹘文的šün对译为汉语的“闰”[57]。
（三）中原历法，从汉武帝太初元年起以正月为岁首，建寅，一直未变。沈括《梦溪笔谈》卷七，“斗建有岁差”条云：
正月寅，二月卯，谓之建。其说谓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说，但春为寅、卯、辰，夏为巳、午、未，理自当然，不须因斗建也。缘斗建有岁差，盖古人未有岁差之法。
高昌与敦煌地区的历法直接源于北凉，属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系统[58]。按此历法，三月正为“辰”。若转写无误，则ʒyn y&#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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