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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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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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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首领骨逻拂斯关》，可证当地居住有突厥部落。
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的《唐咸亨四年左憧熹墓志》中称“君讳憧熹，鸿源发于戎卫，令誉显于鲁朝”，暗示其为《左传》作者左丘明的后代。此说固难以确信，但属于汉人却是可以肯定的。左氏随葬品中有一个粗糙的妇女雕像，名之为“妻合端身”。“合端”是突厥语词χatun（≥Qatun，可敦，夫人）的音译。据此推测，很可能是一位突厥妇女。高昌汉人与突厥语族群的文化交往关系，由此亦可见一斑。
生活在高昌地区的印欧语族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到唐代的名籍、户籍等文书中，就有鄯、龙、帛（白）、曹、何、史、康、安、石、米等诸多胡蕃姓氏。从钤有高昌县印的高昌县崇化乡《神龙三年（707年）点籍样》上残存的定乐里四十余户居民的姓名看，其中2/3以上为胡蕃居民。开元廿年（732年）《石染典过所》中的石染典，自署的身份为“西州百姓、游击将军”。同一时期的《高昌县申修堤堰料功状》中，还提到要“夷胡户”居民一同参加兴修水利工程[6]。宝应元年（762年）建未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被告康失芬自称是“处密部落百姓”[7]。他和东家靳嗔奴，原告史拂那、曹设冒以及保人何伏昏等，也都是印欧语居民。
据统计，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汉人占总人口数的70%至75%[8]，其余25%至30%的人口为突厥语居民和印欧语居民。这些胡蕃居民同汉族居民一样为编户百姓。蕃汉聚居一地，互相通婚，必然导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胡蕃居民多通汉语，取汉式姓名；汉族居民也在相当程度上突厥化了。《北史·高昌传》称：“其国……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据研究，就连麴氏家族亦出自卢水胡之沮渠氏[9]。在《延昌廿三年张阿恱用碓契约》中，同时还出现了“辰岁六[月]卅日”的纪年形式[10]，即为突厥人所习用的“十二兽历纪年法”。
6世纪中叶，乌古斯部族的一支以突厥为号，崛起于“金山之阳”。随着其“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等一系列征伐战争的胜利，而最终成为“威服塞外诸国”的强大草原帝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11]。麴氏高昌王国自555年开始，便沦为前突厥汗国及后来的西突厥汗国的属国。麴伯雅曾被突厥逼迫妻其祖母，亦曾将女儿嫁给突厥可汗之子（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就曾出现“外生儿提懃珂都虔”之名）。大业八年（612年），麴伯雅令国人“解辫削衽”，变夷从夏，但迫于西突厥的压力，最终也未能改风易俗[12]。
统叶护可汗统治期间（619～628年），“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税”[13]。阿斯塔那307、329、517号墓葬出土的9件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有6件的内容都与突厥有关。表明上自可汗使团、达官贵人，下至工匠，均是麴氏政权的常客。不仅如此，麴氏政权中还有突厥人担任高级军职。高昌与西突厥联合攻掠伊吾后，“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阿史那矩显系突厥王族，但却是高昌王国的“大臣”，拥有高昌军职等级中仅次于高昌王和“卫将军”的“冠军”职位。麹文泰最终也没让阿史那矩入朝，只是“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这期间，麹文泰甚至还拘留由突厥处逃至高昌的汉人，抗旨不遣。“又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14]。当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调查此事时，也只是遣使谢罪，实质上并未予理会。“帝复下玺书示文泰祸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称疾不至”[15]。
此前，麴文泰就曾“以金厚饷西突厥欲谷设，约有急为表里；使叶护屯可汗浮图城”，欲共同抵抗唐朝西进。由麴文泰对待唐朝的态度可看出，麴氏政权与西突厥的关系，并非是被动的受其控制，而是主动依附，并凭借这种关系谋取利益。史籍中就有很多有关麴氏高昌与西突厥联合遣使朝贡的记载。例如：
[武德二年（619年）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旧唐书·高祖本纪》）
[武德三年（620年）]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贡。（同上）
[贞观三年（629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唐贞观年间，玄奘离开高昌时，麹文泰曾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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