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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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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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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行至突厥。俄属齐亡，亦投彼国。因与（阇那崛多等僧人）同处讲道相娱。所赍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直到开皇元年（581年）隋灭北周，佛法再兴时，才返回中原。有学者推测：《木杆特勤纪功碑》所刻的婆罗谜文字和梵语，可能就是阇那崛多的手笔。综合各类文献的记载可断定，佗钵可汗皈依佛教完全可信[21]。
突厥人至晚在482年便已使用文字。哈喇和卓75TMK90墓葬出土的9枚“代人”木牌的正面，以汉文书写“代人”，背面为粟特文[22]。其中1枚的文字为突厥语的Kiʃi（人），另两枚拼写的为汉语的Rin（人）和Tairin（代人）[23]。同墓还出土有永康十七年三月廿□日的汉文纸文书残片1件（编号为75TMK90：27），另有2件只书“十年”而没有年号。永康是柔然郁久闾予成的年号。按《魏书·蠕蠕传》的记载，永康十七年应为480年。但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残卷跋题却有“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字样。依干支推算，永康五年应为470年，永康十七年为482年。由于《魏书·蠕蠕传》系后人所补，而《妙法莲华经》残卷却为当时人所写，故而学者们多认为以482年较为可信[24]。《梁书·诸夷传上》载称：“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另见《南史·夷貊列传》）所记正与出土“代人”木牌的文字相合。
立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乌苏（Хар Ус）的《多罗郭德回鹘文碑》[25]，亦是木杆特勤的纪功碑。木杆之父土门（Tymɛn）于魏废帝元年（552年）正月自号伊利可汗（ɛl Qaʁan），约于当年便去世，可汗由木杆继任[26]。由两碑中都自称“木杆特勤”度之，当立于552年[27]。另在新疆昭苏县种羊场小洪纳海石人粟特文题铭中，亦有“Muχan可汗之孙，像神一样的……Nri可汗”，“持有王国二十一年”的内容[28]。“Muχan可汗”也便是木杆可汗（Muχan即Buqan，b/m、q/χ在突厥语中具有对转关系），“Nri可汗”亦即泥利可汗。这两条铭文正可为上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1980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曾出土一件与建昌五年的汉文文书卷在一起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29]。“建昌”分别为柔然豆罗伏跋豆伐可汗和麴氏高昌麴宝茂的年号。前者相当于公元512年，后者相当于公元559年。学者们断定应属麴宝茂的年号无疑。这一件回鹘文文献亦可为上说提供一个参考。
《周书·突厥传》有“其书字类胡”之谓，《北史·高昌传》亦有“兼用胡书”之说。“胡”是古人对粟特人的称谓。称其文字与粟特文相似，显然是指回鹘文而言。唐初，玄奘西行求法途经高昌时，麴文泰曾“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至西突厥汗国后，叶护可汗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玄奘行前，可汗又“作诸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到迦毕试国”[30]。麴文泰及叶护可汗所修书信当均是以回鹘文书写的。可见到7世纪初时，回鹘文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此前，因无其他佐证材料，学者们对《周书·突厥传》的记载多持怀疑态度。碑铭和出土文献都证明，史籍中的记载非但可信，且其有文字的时间还可进而上推至482年。
三、《会见记》译写年代及写经施主的身份
由上可看出，从汉到唐，高昌地区一直是突厥语族群、印欧语族群和汉语族群聚居的地区。当地的突厥语居民至晚在4世纪时已信仰佛教，且至晚在482年便已开始使用文字。结合《会见记》的语言特点及所反映的相关社会背景，笔者推断：其译写时间，即题年中的qutluʁ qojn jïl ʒyn yʧynʧ aj iki otuz-ʁa（吉祥的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为高昌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写经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和Tyzyn，是麹氏高昌王国的最高统治者麴乾固及其夫人——突厥佗钵可汗之女。
（一）《会见记》的语言特点表明，译写年代应为6世纪。出土文献、碑铭文献和历史文献都证明，回鹘文的使用非但不晚于且还要早于如尼文。麻赫穆德·喀什噶尔也曾指出：“自古以来，在喀什噶尔直到上秦的所有突厥村落里，所有的可汗和苏丹的诏书及信函均是采用这种文字书写的。”（MⅠ.11）《会见记》使用的字体正为早期回鹘文写经体，s与ʃ不加区分。“其正字法主要特点为n字母（特别在专名中）有时在左方加一点。Ž字母有时在右方加两点。p(b)、k(g)字母后的a、ä写成象r字母一样。前元音词中词首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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