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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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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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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年，或公元500年到800年[61]。”季羡林先生亦将《会见记》剧本的创作时间确定在6～8世纪之间[62]。本文所考订的年代，即便是从焉耆文的使用时代观之，亦相吻合。若谓该译本完成于8～11世纪之间，则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竟还会有人懂得一种已废弃不用的文字。也很难想象会有施主舍弃抄写现成的佛经，而令人译写这样一部记述佛教故事的作品。
四、关于写经者族属及焉耆语写本焚毁年代的推测
由“哈密本”第1、3、6、10、12、16、20、23、25等卷跋语可知，回鹘文本是智护（Pratanraksit）从吐火罗文（即焉耆文）译出的，吐火罗文原本是“三唆里迷城”（Yʧ Sulmï Uluʃ）的圣月（Ariyasantri）法师从梵文制成的，而写经人则为法尊·阇梨（Waptsun Sɛli）、土克·促帕·阿凯（Tuʁ tsupa ɛkɛ）和耶曲雅·阇梨（Jɛktsyjɛ Sɛli）等三人。焉耆地区与高昌毗邻，早在5世纪末麹嘉执政时便为高昌所领辖。《北史·高昌传》：“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主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在这种情况下，回鹘文《会见记》所依据的焉耆文底本传至国城高昌，是极其正常之事。
回鹘文本是智护从吐火罗文（即焉耆文）译出，而由高昌本地寺僧法尊·阇梨等三人笔录的。从“哈密本”来看，“已见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字体：一种为书法浑圆，熟练的字体（大多数），其次为一种细瘦的楷体（如第十五品中诸叶），第三为一种略显笨拙的字体（如第十品中各叶）”[63]。这三种笔体也表明，应就是这三位僧人书写的。
三位写经人的名号，不象突厥语名而似为汉语名号的音译。第三章末尾读后批语中的ædgy ædgy Sadu S(adu)，亦是汉僧习用语“妙哉，妙哉，善哉，善哉”的直译。《会见记》中使用的汉语音译词，除了Tutuq（都督）、Qunʧuj（公主）、Tojïn（道人）等常见于回鹘文文献的词语外，尚有qaj（街）、tiʦi（弟子）、saŋ（僧）、su（塑像）等词语。男施主姓或名与官职连称的形式——ʧy Taʃ-J(i)gɛn Tutuq和ʧy Tutuq，正是汉人所特有的习用格式。
坐落在火焰山木头沟河谷西岸绝壁上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Bezɛklik Miŋ øj）（见图3），也便是敦煌写本《西州图经》[64]所载“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曾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王畏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笼”的“宁戎窟寺”，又称“宁戎寺”。该寺始建于高昌建昌元年（555年），系麴氏家族与突厥“交好”、“结姻”后建造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关系、“永固邦疆”的标志性宗教建筑。该寺本名“崇福寺”，“宁戎窟寺”、“宁戎寺”系因地处宁戎谷而得的俗称[65]。麴氏高昌时期，该地以北地区归宁戎县领辖；西州时期属宁戎乡，归高昌县领辖。“宁戎”二字表明，石窟寺所在地及其以北地区是车师人（＝乌古斯人）和粟特人的聚居之地（第32窟的粟特供养人像及出土文书中有关宁戎乡的名籍均可予以证明）。
该石窟寺第32窟（勒柯克编号第9窟）甬道右侧，绘有三位身着紫衣、双手持花的高僧画像。画像上方的榜题分别用汉文和回鹘文写着他们的法号（见图4）：
ʤituŋ Tutuŋ Bɛgniŋ 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智通都统匐之圣像）
智通都统之像
Singui Tutuŋ Bɛgniŋ 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进惠都统匐之圣像）
进惠都统之像
Vapgui Tutuŋ Bɛgniŋ ïduq&nbs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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