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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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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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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吐鲁番本”和“哈密本”都曾提到“四苦先城”（Tørt Kysɛn Uluʃ）和“三唆里迷城”（Yʧ Sulmï Uluʃ）。“苦先”也便是龟兹（MⅠ.526），“唆里迷城”也便是焉耆或位于今焉耆附近[72]。《新唐书·高昌传》曾谈到麹文泰“与西突厥乙毘设破焉耆三城，虏其人”之事。该“焉耆三城”，正与“三唆里迷城”相当。两个焉耆语写本均发现于焉耆的事实，可为一证。显然，这两个写本的原本便出自唆里迷城的圣月法师之手。
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的焉耆语写本“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用婆罗迷中亚斜体字母写成”，原卷“残缺不全，前后也不连接，有的地方被火烧掉，漫漶不清”[73]，显然是毁于战火。《新唐书·焉耆传》称：贞观“十二年（638年），处月、处蜜与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庐舍”，正与之相合。联系到“哈密本”中有关回鹘文本是智护从吐火罗文（即焉耆文）译出，而吐火罗文原本又是圣月法师据梵文编译的记述可以断定，该焉耆语写本当即是毁于这次战事。又，《新唐书·高昌传》曰：
智湛……有子昭，好学。有鬻异书者，母顾笥中金叹曰：“何爱此，不使子有异闻乎？”尽持易之。昭历司膳卿，颇能辞章。
回鹘文字对于麹昭来说并不陌生，故而为这位“好学”且“颇能辞章”的麹昭购得的“异书”，当是指焉耆文的《会见记》而言。Pratanraksit（智护）的名号，显然不是突厥语，应与据梵文编译焉耆文本的Ariyasantri（圣月）法师的名号属同一语种。冯家昇先生曾推测：智护“可能就是一位吐火罗佛教大师”[74]。李经纬先生肯定了冯先生的判断，并进而指出：“献词片断（二）中提到几名苦先城法师的名字Boda-rakxiti、Sarwarakxiti、Az-Ukarakxiti跟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的译者Pratanrakxit的名字有共同的词尾-rakxiti，因此他们很可能是同一种人，即吐火罗人[75]。”据此推测，“鬻异书者”极可能就是被掳往高昌而未予以遣返的唆里迷城人。此人或因久居高昌，生活窘迫，而不得不出售该书。
五、结 语
自汉代以降，高昌地区一直是突厥语族群、印欧语族群和汉语族群聚居的地区，汉人兼通突厥语文，突厥人、粟特人亦兼通汉语文。当地的突厥人至晚在4世纪时已信仰佛教，482年已开始使用文字。573年时，突厥佗钵可汗已皈依佛教，其女儿亦出嫁高昌麹氏家族。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见记》在高昌用回鹘文译出，亦在情理之中。本文所论可归纳为以下七点：
（一）回鹘文《会见记》抄写于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写经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和Tyzyn，是时任“高昌王”的麴乾固及其夫人——突厥佗钵可汗之女。建昌元年（555年），麴斌“于所领城西显望之处磬捨珍财建兹灵刹”，是高昌麴氏家族的王家寺院。麴乾固夫妇“令人塑一尊弥勒塑像，并让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是其扩建、修葺该寺等诸项敬佛善举之一。
（二）智护是将焉耆文本译为回鹘文的人；法尊·阇梨等三人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是回鹘文本的抄录者。
（三）季羡林先生曾将吐火罗（焉耆）文本的创作时间确定在6～8世纪之间。据此，还可进一步将其时间下限提前，即至迟也不晚于延昌十五年（575年）。
（四）回鹘文本只是译作而非原创，“哈密本”和“吐鲁番本”为同一译本的不同抄本。智护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剧本翻译家。
（五）“哈密本”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译本。
（六）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的焉耆语写本，毁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处月、处蜜与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庐舍”的战事。
（七）“好学”且“颇能辞章”的麹昭所购的“异书”，当就是焉耆文的《会见记》；而该“鬻异书者”极可能就是被掳往高昌而未予以遣返的唆里迷城人。此人或因久居高昌，生活窘迫，而不得不出售该书。
总之，《会见记》的翻译与传播，是古代高昌地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缩影。它的翻译与传播过程及相关的史事，颇值得今人细细咀嚼和品味。
[1]克孜尔千佛洞出土的写于棕榈叶上的一页婆罗谜文写卷（现藏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编号为MIKⅢ26）被确定为“佛教剧本”，断代为2世纪。当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剧本残卷。参见普鲁士人类文化博物馆编，赵崇民、杨富学译：《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吐鲁番藏品目录（377～566）》，文载《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1990年版，第393页。
[2]参见李经纬：《哈密本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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