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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 －－从郭店简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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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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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本来没有疑问。如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子·艺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题辞》）。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各家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认为《论语》为孔门弟子编撰却是非常一致的。这些孔门弟子当然都生活在先秦时期。就此来看，《论语》在先秦时期确已编辑成书。
其实，关于《论语》的成书，今本《论语》本身已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子张听到孔子的谆谆教导，唯恐忘记，匆忙写在衣带上的情景跃然纸上。可见，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孔门弟子们将所记孔子言行录结集成《论语》一书的基础。
从“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弟子共纪”、“七十子之畴”等字眼看，《论语》的编者肯定不止一人，而是一批人。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多数学者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只有郑玄说系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为，《论语崇爵谶》说系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为。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前者详于编者的名字，后者详于编者人数。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论语》的编撰者是仲弓、子游、子夏等六十四人。
但是，这场笔墨官司并没有从此结束，它继续吸引着后来的探索者。唐代柳宗元的《论语辨》认为：“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柳河东集》卷四）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有子弟子，以为“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独以子称”（朱熹：《论语序说》引程子语）。沿着这条称谓不同的线索，宋永亨因《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这些说法也不无道理。
所以，对以上诸说应该结合《论语》本身综合加以考虑。在我看来，《论语》的编者应该是孔子的德行和文学两科的门人。
首先，从《论语》的内容看，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3]《论语》中的孔子“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只意味着《论语》侧重于道德修养，而不意味着孔子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孔子一生都在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据此，我们推断，《论语》一书的编者，一定是孔门德行科的弟子。
这种推断正与上述历代学者关于《论语》编者的说法和猜测相吻合。
孔子以四科教学，各科皆有特别突出者：“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在德行科所列的四人中，颜渊早逝：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论语·雍也》）
冉伯牛也先于孔子而去：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论语·雍也》）
所以他们两位不可能在孔子死后参与《论语》的编纂。其余二位，即仲弓和闵子骞，都曾被学者们认定为《论语》的编者。至于曾子和有子，亦以德行而闻名。人所共知，不必具论。
然而，子游、子夏乃文学科高才生，而非长于德行，为什么也参与了《论语》的编纂呢？这不难理解。所谓文学，即今天所说的历史文献。《论语》的结集，其实是一种文献编纂工作，所以需要子游、子夏相助。
再者，子夏和曾子的私人关系很好，孔子去世后，他俩仍过往甚密。《礼记·檀弓篇》和《论衡·祸虚篇》都记载了孔子去逝后，“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的事情，《韩诗外传》卷九也载有子夏探望曾子并请教“三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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