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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 －－从郭店简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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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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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此事发生在景帝时：“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这两种说法必有一误。
看来，如欲弄清真相则有必要参照鲁恭王的生平。《汉书·鲁恭王传》载：“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必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此，鲁恭王在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王，在位二十八年，即死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而元朔元年乃其在位的第十三年。也就是说，鲁恭王在武帝初年就去世了，不可能在武帝末年坏孔子宅。另外，“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的“初”字亦甚可玩味。恭王在位二十八载，而在武帝时期只活了十三个年头，故坏孔子宅之事如发生在武帝时期不可谓之“初”。这个“初”字表明，坏孔子宅事肯定在景帝年间。故当以《正说篇》为是，而《案书篇》“孝武皇帝”当为“孝景皇帝”之误，《汉志》“武帝末”当为“景帝末”之误[1]。
《齐论》和《鲁论》出现的时间，历史上缺乏明确的记载。有人认为，这两种今文本的“出现和传播，都在景武之际。在这以前，西汉人的著作中间，还没有见到直接引自两种《论语》的。现存最早引用的例证，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而董仲舒在景帝时任博士。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司马迁著《史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可是《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因此，要说它的传世结集本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大概离事实不远。”[2]
遗憾得很，在我看来，这种论断大概离事实颇远。首先，关于汉代经学今古文派之分。清人皮锡瑞早就指出：
孔氏与伏生所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示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迭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3]
由是观之，刘歆以后才逐渐形成今古文两派经学的对立，在此之前，今古文只是文字的不同，并不是学派门户的区别。因此，董仲舒“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与他所征引的版本是否为《齐论》的问题，实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诚如皮氏所说，“孔氏与伏生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事实上，孔安国不但曾将《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而且亦曾将《古论语》“以今文读之”。何以见得？《经典释文·叙录》云：“《古论语》，……孔安国为传。”《隋书·经籍志》承其说：“《古论语》，……孔安国为之传。”《论衡·正说篇》更说：“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孔安国既然传授《古论语》，他当然是将其改为通行的今文进行传授的。从《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看，董氏所引孔子语的确有许多见于今本《论语》，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怀疑其来源为孔安国传授的《古论语》呢？董仲舒卒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武帝时期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说，他死前《古论语》已发现了至少四十年左右。这期间，已被孔安国改为今文的《古论语》在社会上流传并为董仲舒所征引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孟子》所引孔子语已有多条见于今本《论语》（参见下文），而今本《论语》的前身便是三《论》，所以称现存最早征引《论语》的例证见于《春秋繁露》，甚为不当。
至于《史记》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则无疑是来自《古论》。《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司马迁也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当然包括《古论》。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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