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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 －－从郭店简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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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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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秦博士所典守的《论语》。它正是赵岐所说文帝时置博士的《论语》。由于当时的博士只“掌通古今”、“具官待问”，而《论语》为传记之类，不象经那样受重视，所以这部《论语》就没有在社会上流传，也无人传承，后即湮没。《论语》之受重视，当在武帝以后。这一方面由于它和《尚书》一起又重新发现于孔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儒学热的时尚使然。
《论语》在秦代就为博士所典守，汉文帝时又置《论语》博士，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论语》之名早出。
五、《论语》的修订
汉代既然出现了若干种《论语》本子，并且从三《论》的情况看，内容又大同小异，这无疑会给人们的阅读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参照诸本将《论语》进行修订便成了必然趋势。从史料看，这在汉代至少发生过三次。
《论语》的修订本，历代学者们提到的是西汉张禹和东汉郑玄的本子。
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同《齐论》相参校，并从后者吸收了一些内容：“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并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何晏：《论语集解叙》）；“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逐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隋书·经籍志》）对于这个过程，陆德明讲得更为详细：“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经典释文·叙录》）这就是说，当时的《鲁论》（即“张、包、周之篇章”），已由张禹吸收进《齐论》之善。人们之所以仍称之为《鲁论》，那是因为它的主流和基础仍为《鲁论》。
郑玄亦以《张侯论》为底本，参校以《齐论》、《古论》二本：“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何晏：《论语集解叙》）；“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隋书·经籍志》）；“郑玄校《鲁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叙录》）。郑玄时《张侯论》盛行于世，故郑氏所据的底本当为《张侯论》。因而《隋书·经籍志》说的“郑玄以《张侯论》为本”是确切的，而何晏“郑玄就《鲁论》篇章”、陆德明“郑玄校《鲁论》”之说，是由于《张侯论》的底本为《鲁论》之故。
其实，在《张侯论》之前，早有三十篇《论语》修订本的出现。《论衡·正说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才是可以考之的《论语》最早的合并本，它是综合校读《古论》、《齐论》、《鲁论》与《河间论》而成的。也许是由于它的影响太小或过早亡佚，所以各种目录书皆未著录；其合并者，王充只字未提，故无从知道。
何以知道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早于《张侯论》呢？《论衡·正说篇》又说：“今时称《论语》二十篇”，而王充生活的时代在张禹和郑玄之间，可见他看到的是《张侯论》。但王充接着说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又失《齐》、《鲁》、《河间》九篇，”则是一种错误的猜测，因为《张侯论》是合并《齐论》、《鲁论》而成，非删削三十篇本《论语》而成。不过，这却证明，在王充看来，合并《古论》、《齐论》、《鲁论》与《河间论》的三十篇本《论语》，要早于《张侯论》。
这就是说，在三十篇《论语》修订本之后，张禹才将《论语》修订成《张侯论》；其后郑玄又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并为之注，这就是今本《论语》的直接来源。
四种《论语》修订为三十篇本《论语》的原则是删同存异。本来《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为什么王充说“《齐》、《鲁》、《河间》九篇”呢？我认为，它既非指三书之和是九篇，也非指三书各九篇，而是指三书与《古论》相异或多出的（如《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共九篇。这样，删同存异，共得三十篇。
不但三十篇本《论语》，而且后来张禹和郑玄的修订本，对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也遵循了删同存异的原则。这从《史记》对《论语》的征引可以得到证实。《史记》，尤其其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两篇，大量引用了《论语》中的资料。如上文所言，《史记》正引自《古论》。司马迁为武帝时人，而两种今文《论语》宣帝时才出现，他自然无从见到。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征引的《古论》的资料。大多保留于今本《论语》。这足以证明，张禹和郑玄在修订《论语》时，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也遵循了删同存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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