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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评[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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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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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的信仰和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追求。”[xlv]甚至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史家甚至是大多数从事实际研究的史家都已经放弃了追求关于过去的可靠的、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性。”[xlvi]“今天，只有很少的史家还相信我们书写的是过去的真实。”[xlvii]这就引起许多史家对这种激进的立场的不满与反击——“维护传统价值观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抵抗在同时进行。”[xlviii]
英国著名学者劳伦斯·斯通就“疑惑历史可能正朝向一个变得会灭绝的学科的路上走”，[xlix]因而，“我们应该与来自极端相对主义者——从怀特到德里达——的攻击，进行战斗；（历史学）这项专业知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从研究证据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为保持这一专门知识而战。”[l]而著名英国史家艾尔顿（G. R. Elton）则以其一贯的反后现代主义立场和现代主义史学的捍卫者身份认为：后现代理论的根源来自日耳曼哲学和法国精神，是“一种危险的鸡尾酒。因为前者令人费解而貌似聪颖，后者证明了在法国荒谬的事物总是听起来比较悦耳。”这与职业化的历史研究是相背的：“也就是说，自从有计划的、彻底的建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历史研究职业化以降，它已经多次摧毁了这些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解释，尤其是这些民族国家自我炫耀和自我吹嘘的解释。”[li]因而，艾尔顿呼吁年轻的历史学家应当抵御“来自德里达和福科前额的致癌物质”，他还把怀特的理念看成“是无意义的冗语”，[lii]又认为只有史家才有资格去谈历史：真正的历史工作“不得不被依赖于那种只有职业态度和训练所能提供的内部理解（inside understanding）上”，过去留给我们的材料必须“在当时它所产生的语境中被解读”，[liii]“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伟大的史家（或许是比较少的一些）不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展开调查的方式，但这样的研究是无意义的，除非调查者能证明他直接地知道这些被过去留下的我们赖以工作的材料确实有意义。”[liv]“穷根溯源还是必要的战斗号召。对史家而言，过去的实在——没有错，真相——存在于不同的素材里、由导致其产生的过去所制造，并被当作证据留存下来。历史的证据不是史家制造的。”[lv]艾尔顿还对后现代主义者进行了人身攻击，认为他们是“冒失的理论家”、“不确定的、相对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预言者”，[lvi]把后现代史学理论看作是“威胁的”、“破坏的”、“荒谬的”、“无意义的”、“完全的相对主义”，是“顽固的异端”。后现代主义这个“轻浮的虚无主义病毒”正在传染给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与斯通一样，艾尔顿认为“要与想把历史研究服从于文学批评指令的那些人战斗，某种程度上，我们历史学家正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斗，确实，我们正在为这些被宣称能提供比较高的思想方式和比较深的真理和视角的恶魔般的引诱者所困绕的无辜年轻人而战斗。”[lvii]“与过去留下的遗存进行真实的和有益的接触，应该可以治疗人们的那些哲学妄想。”[lviii]但“艾尔顿根据他那种宛如十六世纪历史学家的经验基础，和那些如今已大成问题的原理而做出的评论，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几乎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产生——重大作用。”[lix]澳大利亚学者温德舒特尔斯（Keith Windschuttles）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lx]，他在其《历史之被谋杀：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是怎么样正在消解我们的过去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一书里很传统地认为：历史研究是对真实（persue the truth）的寻求和关于过去知识的建构，以事实性信息为中心，尽管这可能是个困难的任务，但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主旨并不在于寻求真实的工作可能是任何东西，但决不会是历史的工作。[lxi]他认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阐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时髦理论都对历史这门学科的规范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伤害，这些理论是以牺牲“事实”（facts）和歪曲历史实际来迎合理论为代价，因此他要保护“传统的历史学实践”（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history）以免其受到“潜在的致命攻击”（a potentially mortal att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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