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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评[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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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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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lxii]，“如果历史学家继续允许他们自己堕入（后现代主义）这个理论上的无底洞（this theoretical abyss），他们将会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科灭绝”。因为，“历史学科确实在面临被驱入绝境（hunted to extinction）的危险中”。[lxiii]但在该书中，温舒特尔斯并没有说出真实的历史事实到底由何构成，事实上，该书倒是显示了他的右翼主张和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并不很具有说服力。
另一个稍激烈的批评者扎各闰（Perez Zagorin）教授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探索历史上的怀疑论与泛政治化的观点是深深错误的，是与史家看待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式不相谐和的，不能给作为获得知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以“同情之了解”；[lxiv]在反驳詹京斯对他的批评时干脆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它对历史的理解根本贡献不出任何东西”，同时扎各闰还担心因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再对证据持有批判和尊敬的态度，从而导致其会服务于一个压迫性的政治教条，而趁势带来谎言和迷思；[lxv]因此，扎各闰认为：“历史或者说历史学，是一门非常雄辩的独立的实证学科，而且其还蕴藏着已经产生许多杰作的悠久的传统。没有必要被哲学新进来指导或改革。如果哲学想同历史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它就必须按照史家的思考方法和方式来行事。哲学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史学弄清楚它对自己学科和史学所赖以依靠之前提的理解。”[lxvi]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马威克（Arthur Marwick）也对怀特等人把历史看作是文学分支以及历史叙述与小说的叙述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在运用语言方面与史家是不同的方式。我们希望有创造力的作家去利用语言的模糊和共鸣，甚至可能去直接地表达无意识的组织而不是在用词上总是合乎逻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表达出他们的发现。”[lxvii]马威克虽然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作用方面的某些关键见解，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语言并不控制我们，而是我们控制语言——只要我们愿意花费艰苦卓绝和长时间的努力。”[lxviii]“历史不是文学：历史学家甚至不应该梦想自己会成为‘创造力的天才’（creative genius）。一些读者可能如他们读小说一样在阅读历史著作，但史家的基本义务非常地不同于这些小说家——史家要尽可能以精密和完善的证实的方式来为人们认识关于过去的知识做出贡献。确实，‘精密’、‘完善的证实’和‘义务’这些的确不是适合于小说家的词汇。”[lxix]“如果你在运用语言时是足够细心与认真的话，你就能确切地、不多也不少地说出你的意图：你将不会‘超过’你的‘目的’。”[lxx]不过，在现在，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整个历史学职业已经稳步地变得具有反思性，更多的注意力被投向方法论和原始材料的性质方面”，因而，“史家很自然地去热情地讨论被后现代主义书写方法提供的观点或视角”。[lxxi]但如果被后现代主义者完全说服，“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易于接受后现代的，而一旦他们被后现代理论说服，最好建议他们放弃历史研究”，因为在此情况下，历史研究就不再需要艰苦的工作，而且可以作为怀特和詹京斯等人批评箭垛的历史这门学科将不复存在了。[lxxii]又一更著名的、更有代表性的批评者是英国的德国史研究专家艾文斯（Richard J.Evans）教授，他在其《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里认为历史的文化与科学基础已经动摇，史学学科正遭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历史学科正处于危机中”，历史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不同的意义界限被消除了，史家成了与文学作者之类一样的人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此疆彼界也消失了。[lxxiii]艾文斯把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看成为在历史学科大门口的“智慧的野蛮人”（intellectual barbarians），“明显地怀有敌意地游荡在那里”；[lxxiv]在对待事实的态度上，他认为：“如果一个文本作者之目的与文本之意义无关——如果意义仅是被读者放在文本中，而且如果过去是像其它一样的文本，阐释者也就是史家，当他或她在阅读或书写历史时，就可以在任何时刻有效地发明过去。过去也就不再有能力约束研究者于事实的雷池中。史家和批评家就可以神乎其能、无所不知了。”[lxxv]因而，艾文斯教授不断重复“历史是客观的”这个信仰[lxxvi]，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值得追求而且也可以得到”，提倡“回到学术的谦恭”（a&n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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