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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评[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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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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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return of scholarly humility）和价值中立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历史学——“我将以卑微的态度来看待过去，尽管种种反对：过去还是确实发生了，如果我们是足够小心、足够仔细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话，我们的确能够发现它究竟为何得出关于过去实相的站得住脚的结论。”[lxxvii]虽然“所有的历史都有一个当下的——不管是道德、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和动力。……但这还是走得太远——不管各个史家说的或者相信什么，所有当下的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主要目的都在于为史家自身或者他们所代表之群体谋取权力。”[lxxviii]然而，艾文斯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从经验论出发为历史所做的辩护仍然在传统兰克史学范型的窠臼中，同时可能由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所知有限，导致其错误地分析了后现代批评的关键部分，而且还没有很好地讨论后现代关于权力和叙述的取径。[lxxix]台湾史家杜维运亦认为：“后现代主义逆流进入史学之中，以勇锐之气，剽悍之情，毫无同情的攻击历史，必欲置历史于死地而后已。然其所发议论，大半为吊诡之论，似是而非，荒诞不经，真知历史者必知其非。”[lxxx]
的确，后现代史学理论很有些悬鹄过高，它攻击“宏大叙事”，但其自身也陷入这个矛盾中，比如：它认为当今世界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今天我们都生活于全面后现代性的情境。我们对此毫无选择，因为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赞同或否定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立场，后现代性正是我们的处境：它是我们的命运。”[lxxxi]又认为：“在我们自己身处的后现代里，现代主义的解释如今是过于天真的：现代主义者的历史端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看到‘何谓历史’的现代主义版本的结局了。”[lxxxii]这些无视当今世界正存在巨大差异的笼统判断和自满声明无疑是有待于商榷的，恰是“宏大叙事”或者说“元叙事”的表现，不过，这也正说明“后现代主义其实正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排斥一切元叙事是说不通的，因为有叙事和元叙述，世间发生的事才能讲出头绪。叙事讲出行为的意义，行为才显得合乎情理”，“历史学家即使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元叙事还有怀疑，仍必须设法发展新的更好的社会理论和更好的元叙事。”[lxxxiii]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不认为历史著作能反映过去的真实，那么这就是说历史中的“真实”是历史著作不能体现的，（这也是最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批评者所诟病或者误解的，根本上，后现代史学的大师如怀特等人并不否定过去的事件、人物、机构、社会进程等是客观存在的、曾经发生过的、而且是如其本来那样发生过的，相反怀特等“后”主义者还是坚持这些立场的[lxxxiv]——“的确有一个实际的世界存在‘在那里’，而且在那里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的确有一个过去存在那里。”但“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接近那种存在，因此，只能把那种真实的过去看成是一种‘解读’”。[lxxxv]怀特也认为：“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lxxxvi]“你肯定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历史以虚构反衬来定义自身及其本质；另一方面，它排斥哲学。在许多方面，史学实践就像从它做什么中获得定义一样，也可从它不做什么中获得定义。因此，真理问题不可回避，进而，真理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可回避。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理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如果真理在我们面前以说话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话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lxxxvii]“历史学家认识到他们叙事中的虚构成分，这并不等于把历史编纂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地位上。事实上，这种认识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避免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先决条件的俘虏。……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历史叙事都带有虚构成分，我们就可以把历史编纂学的教学提到更高的自我意识的程度。”[lxxxviii]）但关于当时史家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却认为史著是能够再现的，这不是又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吗？其另一较大的失策之处就是：“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偏狭。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lxxxix]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虽然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历史（history）就是过去（past）等（其实类似观点早就有人提出，只是没有如此偏激[xc]），但这并不能否定史家对客观性、对真实性追求的合理性，因为史家所研究的历史仍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而非想像的过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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