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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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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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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生态的理念指导经济活动和经济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回复到中国古代“天人相参”的理念上来。因为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1]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2]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下同），第298页。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
[4] 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宁可史学论集》。该文指出：“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或者说，通过对自然物质的调整、控制和改造，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地理环境不单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沉默背景和消极的旁观者，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参与者，是这种活动的对象和材料。”
[5]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79页。
[7]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9页。
[8]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9] 不少人用“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概括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其实是不大确切的。自从人类从自然界产生出来，人和自然作为主体和客体相互对待就是既成事实。西方机械论自然观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主体和客体的区分，而在于把人和自然割裂和对立起来。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包括十分厐杂的内容和形式，难以概括“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以荀子为代表的在“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相参”，反而更能体现这种自然观的精神实质（参阅拙文《“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不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流派，一般是比较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无论东方或西方的自然观，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如果一定要用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不如采用“天人参合”和“主客对立”，虽然这也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
[10]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说：“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11] 对斯大林地理环境理论的批评，可参阅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文。 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
——以技术体系的形成为例
所谓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是指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的统一。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
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人们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改造、支配和征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是一路凯歌前进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变得肆无忌惮，超越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人类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对这种“反自然”的倾向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容易使人走向另一片面，有些人转而强调人类只能适应自然，认为不应再提“改造自然”了。在有些学者中甚至出现一种“反文明”的倾向，认为自然界自有高超的力量实现永久的美妙的“生态平衡”，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只是由于人类的干扰所致，因而人类应该放弃干扰，放弃科技，放弃发展，回到因任自然、无所作为的状态。
其实，人类对于自然，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改造的一面。因为人具有两重性，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因而不能不受到自然的制约，不能不适应自然的韵律。作为社会的存在物，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的改造又是人的本质特征。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从自然界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其中介就是劳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借助劳动资料把劳动施加于劳动对象，形成产品。在这过程中，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绝大多数都经过了劳动的“过滤”，使之得心应手，符合生产的要求；劳动对象也凝结进人类的劳动，按照人类预期的目标改变了原来的形态。这就是改造自然的过程，这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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