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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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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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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否都会导致自然的破坏？这个问题需要分析。诚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然会引起自然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它所造成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例如，江南地区在《禹贡》时代呈现“厥土惟涂泥，厥田为下下”的景观，由于地势卑下，遍地榛莽，气候湿热，瘴疫流行，“丈夫早夭”，长期以来被中原人视为畏途[2]。经过长期农业开发实践，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浦圩田系统，形成和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一地区逐步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成为适合人类生息的人文荟萃之区。这一开发改造的过程，从其主流看，无疑是生态环境优化的过程。因此，不能认为凡是经济开发都会破坏环境；只有不合理的、过度的开发才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然，所谓环境的优化或恶化，是看它是否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舍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衡量标准呢！
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在取得许多重大的辉煌的成果的同时，也做过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蠢事和错事，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我国历史上局部的生态破坏很早就有发生，而南北各地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趋势，则从明清时期开始的。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环境破坏尤甚。主客对立的自然观固然是导致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但即使有了正确的自然观，也未必能保证环境不受破坏。因为自然太神奇秘、太复杂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需要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改造自然的远期结果往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就难免造成破坏和挫折。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更有社会的、制度的原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与人关系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不但在中外历史上，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仍然会有环境破坏相伴随。这是人类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表现，但即使这样，仍然不应把环境问题的产生归咎于人对自然的改造本身。应该看到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有过优化环境的成功实践，同时不能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环境的破坏是完全不可避免和不能解决的；否则提出环境保护的任务就毫无意义了。人类发展图景不是单色的，而是多种色素构成的，有建设、有破坏，有前进、有后退，进步中也往往包含了退步；但总的趋势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不能认为一代不如一代。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孰主孰客的问题。既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那么，不言而喻，人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体，自然界则相对地处于客体地位。马克思明确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3] 承认和坚持人的主体性，是一条重要准则。我们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必须也只能从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以人为本”，否则，没了是非标准，只能乱套。承认人的主体性并不等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可以随意支配自然；但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控自然秩序、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还是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承认人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人永远处于主动地位，作为客体的自然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在人类能动上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人主动，自然被动，没有问题。但在自然界以自身的变动作用于人类社会时，自然就是能动的，人就是受动的 [4]。如处于北半球的黄河流域，春暖、夏炎、秋凉、冬寒这种自然界气候的季节变化是作为能动的一方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而人类社会则作为受动的一方相应形成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秩序。自然灾害的发生，是能动的自然作用于受动的人类社会，更是显而易见了。但这种情况并非固定不变的。当自然灾害或不利的自然条件给人类社会造成困难时，会激起人们应对挑战、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实践；而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又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在这两种场合下，都发生原来能动方和受动方的易位。历史就是在人和自然这样的“互动”中向前发展的。
总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既要反对“反自然”的倾向，又要防止“反文明”的倾向。前者是当前主要危险，但对后者也不能掉以轻心。
[1] 马克思的原话是：“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2] 参见《尚书易解》卷一（周秉钧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和《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页。
[4] 现在有一种提法——自然是参与人类历史的主动因素。这容易引起自然参与历史是有意识的行动的误解。我觉得以采用“能动”一词为好，而以“受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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