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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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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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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去全国的9．06％，但城市数目却占全国总数的38％，东汉时期也基本维持了这个格局。关中地区是一个范围较小的城市稠密区，再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范围内，密布着39座城市。江汉流域及以南地区城市较为稀疏，但也并非一成不变。西汉时期这里县城数目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3％，东汉时则上升到29．3％，城市发展的速率大大超过了黄淮流域，反映了人口、城市和经济中心的开始南移。
在城市人口划分上作者不同意单纯以职业或人口为标准，作者所依据的标准是：“既然我们将汉代郡县治所所在的行政统治据点定义为城市，那么生活在这些据点城墙之内的居民，自然应该属于城市人口。”可见，作者的城市人口标准与以往并无不同。按照这个标准，本书对城市人口进行了统计：西汉时期城市户口占全国户口总数的27．7％，东汉时期相应的比例为27．5％。在边疆地区，出于军事防卫的考虑，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更高一些。
本书对李剑农里有四门说提出批评，作者认为在目前所见的汉代史料中没有里有四门的记述；李剑农的里有四门之说的依据可能是《洛阳伽蓝记》中的文字，而北魏洛阳的里与汉代迥然有别。
张继海的博士论文《汉代城市社会研究》是研究汉代城市的
一部重要著作。①这篇博士论文通过汉代的聚落形态、城市与城市社会三个方面，对汉代城市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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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博士研究牛学位论文。
在聚落形态方面，《汉代城市社会研究》着重讨论城在汉代的普遍程度，认为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县城和郡城绝大多数都是城。作者接受宫崎市定关于中国早期城市的观点，有所推衍，指出在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汉帝国疆土上，很多基层聚落采用城的形式，人们普遍居住在城郭里，城郭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密不可分。这成为汉文化与四裔相区别的重要特征。而放马探木板地图和马王堆帛书地图反映的不是华夏文明的典型聚落形态。就城与郭的关系而言，郭在城外，但不一定有外侧郭墙。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与汉文化影响的增强，城的聚落模式也扩展到边疆地区。
在汉代城市分布方面，作者依据行政级别将汉代城市分为县城、郡城和都城三类，以县城数目变化为纲，勾勒汉代县城的发展轨迹；以地区大都会的升降为主线，探讨郡城的变动．作者通过河南郡河南县城和右北平郡石城县城两个样本，考察了中原大县与边地小县的差异。在临淄城的人口问题上，文章也作了考索，提出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意见。
在城市人口和社会状况方面，论文指出城市中的居民成分和职业多样，城市人口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4，这个判断与前面提到的周长山的意见相同。但作者认为，很多城市中有数量不少的农民，“城市人口”如此之多并不意味着汉代城市化程度已达到25％。因此汉代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需要进一步研究。在作者看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城市化的定义即非农业人口至少应占当地人口的50％应是衡量汉代城市人口的标尺。根据这个标准，作者估算西汉末年城镇人口为195万，约占人口总数的3．3％，模糊考虑，当时的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一4％或2％—5%。
城市中的市虽然政治意味浓厚，但相对于城市中的其他区域，仍是最活跃的地方。它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是人们休闲娱乐和获取各种信息的场所。汉代有一批农业色彩浓厚的小县城，其中的市的设立是制度性的，与商业繁荣程度没有必然联系。
作者还分析了包括较强的原始性、城乡之间联系不甚密切在内的汉代城市的一些特点．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是20世纪末出版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通论秦汉经济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都市的讨论，虽然篇幅不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有新意的内容之一可能是对都市形成、分布和兴衰规律的探讨。作者认为，都市的扩展与当时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同步，而且与各地人口的分布和密度呈正相关趋势；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然迁移、增减以及帝国政策的倾斜固然对都市的盛衰起着重要作用，但大乱一起，人口散亡，名都空而不居，则是都市结构崩溃的根本原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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