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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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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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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市。在所勘查的城址中，经过发掘除两京外，还有山东临淄和曲阜故城、洛阳汉河南县城、河北磁县讲武城和武安午汲故城，以及福建崇安城村故城。①对这些城址的勘察，对了解汉代郡县以及非中心地区的城市格局、城市面积，提供了直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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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398页。
考古所提供的汉代城市资料的另一个途径是城市地图和其他图像资料。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绘墓主人仕宦生平，涉及的城市五个，均以绘图和榜题标出，其中最详细的部分是宁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图。这些壁画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城市建筑、城市布局和城市管理。①四川出土的一部分画像砖描绘了市的场面，其上多绘有市楼、列肆，有的画像砖上有“东市门”、“北市口”、“北市门”等题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些画像砖反映了汉代蜀地郡治和县治中的市场状况．②
汉代郡国县邑城址的勘察工作主要有50年代中期对南阳郡治宛城、洛阳汉河南县城和河北武安午汲古城，5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对福建崇安遗址、80年代中期对广汉雒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③其中，对崇安汉城性质的判断曾引发了讨论。一种意见是崇安汉城是闽越王城，为闽越王无诸之后越繇王丑或东越王余善时修建的宫殿建筑；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遗址可能是无诸受封汉时的都城“东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崇安城遗址的早期是闽越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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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年第1期；罗哲文：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载《文物》1974年第1期；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刘志远：《汉代市井考》，载《文物》1973年第3期；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7—60页；曹婉如：《秦汉城市局部地区的研究——成都市西部东汉墓出土市井画像砖》，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③ 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载《文物》1977年第5期，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址》，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黄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古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第5期；临淄区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淄齐国古城的排水系统》，载(考古》1988年第9期；《河北武安午汲古城发掘记》，载《考古，1957年第4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载《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ll期，沈仲常、陈显丹：《四川广汉发现的东汉雒城遗迹》，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后期为汉王朝戍军驻所。①相形之下，秦城址的发掘则很少。②考古工作者就已勘查的汉代城址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多数汉代城址都存在战国或更早的文化遗存。概括起来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前代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其中有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和发达的制陶手工业，如武安午汲古城。一种是沿用或改建东周旧城址，如临淄、曲阜、邯郸等，其规模较前有所缩小，主要原因是战国时期的都邑在汉代降为郡县行政机构所在地，失去了原来一国的政治中心地位。一种是在被平毁的战国城址附近另置新城，如湖北江陵纪南附近的郢城。③对秦汉郡县和边疆城市的研究工作基本不出地望和城址定名，除前述者外，主要有雍奴、平刚、白马、平襄、金城、略阳、宜城、永昌以及西域的轮台和楼兰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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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直：《福建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载《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探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11期；蒋炳钊：《对闽中郡治及治都治县地望的一些看法》。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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