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宋朝“职役”制度是统治阶级压榨农民的制度，是地主阶级的特权。“职役”之制，更多地体现为地主阶级的“职”⑧。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极大，此后许多学者进一步论证或引申了这一观点。朱瑞熙⑨、 颜中其⑩、赵英⑾、王棣⑿、张邦炜⒀、顾士敏⒁、曾琼碧⒂、王曾瑜⒃等都先后探讨了宋朝差役的“职役”性质。蒙文通⒄、王曾瑜⒅则全面否定了王安石的募役法。此后，漆侠再次重申了他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的见解，在批驳匕述观点的同时，全面肯定募役法的历史进步意义，并指出宋朝的差役法，其作为压榨广大人民的剥削性占主导地位，职权只占次要地位。他认为，对于这一复杂问題，要根据各类差役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各类差役的性质⒆。此后经反复讨论，学界对宋朝差役性质的研究日趋深入。雷家宏的研究指出．就宋代乡役而言，其性质分三个层次：其一，宋朝乡役并不仅仅具有“职”的性质(特权性)或“役”的性质(负担性)，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其二，不同等第的民户充乡役，其性质的两面性有主次之分；其三，从总体上讲，乡役特权性的一面是主要的⒇。王曾瑜认为，宋朝差役是个复杂的问题，大体上说，对于乡村下户而言，基本性质属役；对于乡村和坊郭上户而言。基本性质属吏[21]．除上述钱穆外，王棣还对北宋时期不同区域民户对于役法的不同看法以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考察[22]．何高济对南宋时期义役进行了研究[23]。殷崇浩对北宋的官户免役进行了研究[24]。李伟国论述了北宋末官学学生的免役特权[25]。王曾瑜撰有《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综论宋朝乡村民户所承受的赋役承担方式[26]。高树林撰有《宋朝赋役浅论》、《关于来、辽、金的封建赋役问题》、《试论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税役变化问题》等文[27]，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考察。
短暂的沉寂之后，20世纪末，王棣对于宋朝乡书手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宋朝差役的研究。王棣考察了宋朝乡书手由差役役人转化为胥吏的过程及其职掌与大致的操作过程，在静态研究中融入了动态研究，颇具启发意义[28]。其《宋代经济史稿》(长春出版社2001年)对他以前的研究做了一些总结。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宋朝乡书手地位变化，此前已有王曾瑜和日本学者梅原郁等进行了发掘[29]。刁培俊撰有《南宋乡司在赋役征派户的违法舞弊问题》，对南宋乡司在赋役征派过程中的违法舞弊行为进行了探索，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之所以产生的各种社会的和制度的原因。[30]
在职役问题上，我国台湾学者也做出了诸多努力。王德毅以细致剖析史料见长，撰有《南宋义役考》、《南来役法的研究》[31]；宋晞撰有《宋代役法与户等的关系》、《王安石新法中募役法与保甲法的结合》等[32]。黄繁光完成了26万余字的博士论文《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并发表了八篇相关论文[33]。姚秀彦就北宋的差役之弊、免役的实施与反对者、免役实施后的利益、元祐时期对役法的修正与废除等问题进行了考察[34]。翁仁德撰有《宋代役法的转变》[35]。王明荪撰有《北宋中期以前役法的改革论》[36]。赵雅书在研究宋朝田制和赋制时也论及了宋朝役法问题[37]。黄纯怡撰有《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役钱》[38]。张谷源于1998年在中国文化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乡书手的研究》，以15万字左右的篇幅，对于宋朝乡书手的任职条件、职责的转化和向胥吏化的演进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杨宇勋《取民与用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一书，就南宋国家取于民的各种赋税和民众的完税纳粮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南宋催税役人、二税纳税流程以及揽户、幹人、乡司等进行了探讨。而他就二者之间的互动与反应的考察，视角新颖．富有创见，在综合吸收前人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创新等方面，也给人启迪。[39]
二、关于宋朝差役的渊源及衙前等色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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