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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

时间:2009-7-24 13:51:11  来源:不详
效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复办。商品性传统手工业的各个部门都得到了恢复。有的行业还有所增进。丝织业便有所发展。佛山丝织业便已有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纟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绸行等18 行(59)。珠江三角洲的丝织品和生丝,如果说明末还是刚露头角的话,17 世纪末以后便日渐为人们所注目了。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尤为显著。到了17 世纪末18 世纪初, 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不仅恢复明末水平,而且有所增进。西樵山附近的乡村相继发展成为基塘区,形成以九江为中心,包括原有的龙山、龙江、坡山,以及不断发展起来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在内的连成一片的商品性基塘专业区。在晚明发展起来的以广州为中心,南至番禺沙湾、古坝,东至黄埔、茭塘,西南至顺德陈村、南海平洲、番禺韦涌的一片老沙田区,和东莞北部、增城西南部低丘陵地带的果木业,也得到恢复,并发展成为商品性专业区。

由于 被迁的沿海居民得以复还家园,他又反复请旨豁免战乱中被劫掠焚毁,灾情最重的高廉地区吴川、合浦、钦州、灵山等州县钱粮。又四请豁免琼州府临高、澄迈二县的钱粮(60)。招集流移,动员流民“早回故土,垦耕税亩”。着府州县官查访荒田,设法招垦。对灾民加意抚恤,量贷牛种,恢复生产。安定了地方,使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康熙23 年(1684年),据广东各府州县卫所呈报,复业人丁31,300丁,开垦的土地有10,146顷(61)。17 世纪末, 人口已有了巨量的增长。据笔者估算,珠江三角洲的人口至康熙末年,已恢复至明末的水平(62)。广东的社会经济,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方面,都已得到全面复苏,或有所增进。

三、 广州十三行的创立和“恤商”思想

“恤商”举措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继康熙24 年(1685) 设立作为行政掌管海外贸易事宜的粤海关之后, 创设金丝行与洋货行,以分别办理国内商业贸易和国外进出口贸易业务。李士桢会同总督吴兴祚、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商议后,于康熙25 年(1686)4 月,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63)曰:

    “省城、佛山旧设税课司,征收落地住税。今设立海关,征收出洋行税。地势相
连,如行、住二税不分,恐有重复、影射之弊。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粤海关)纳税。”
这里规定凡国内贸易作为“住”税,赴税课司纳税;对外贸易作为“行”税,赴海关纳税。把两种商人严格区分开来。其目的是为了不致于“层叠影射,致滋重困”,损害商人。也就是说,既为了避免住、行混淆,重复征税,尤其在于防止富商大贾把国内和国外贸易的操纵权合二为一,滋生弊端。显然,吸取了尚藩垄断国内外贸易,以此作为搞独立王国经济基础的惨重教训。

这一文告的颁布,标志着洋货行的成立(64)。洋货行,即名闻中外的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商人,多由珠江三角洲(广州府)本来充当海贸牙行的商人转充(65)。在明代后期,广州商人已与徽州、泉州的商人共同垄断广州海贸易的商业利润,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66)。新创立的广州十三行依然由广、徽、泉这三个商人集团所控制。他们介乎外商、华商和官府的三角关系之中,享有特许的社会身份地位,垄断对外贸易,因而富极一时。嘉、道年间,广州十三行商人拥有的资本当已凌居徽商、晋商等商人集团之上。广州十三行商人于清代中叶已经迳往欧美的一些国家经商或投资当地企业。如同文行商人潘振承,在19世纪初,就已经将其贸易网络伸展到欧洲。丽泉行商人潘长耀曾借贷与美商因得不到及时偿还,不得不于1815年写信给麦迪生总统,抱怨美国商人欠他一百万美元没有偿还。怡和行商人伍氏家族也在美国的铁路和其他商业活动中作了投资(67)。近日由于西方学者的努力,已经从美国贝克图书馆、孟买档案馆、瑞典档案馆、荷兰档案馆等发掘许多中西贸易实况的档案,并有研究成果发表。事实证明,十三行商人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活动海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美国等地。这虽是后话,但它与李士桢创立洋货行的举措有密切关联。可见李士桢创立广州十三行,既培殖了一个富闻中外的商人集团,对清代前中期的海外贸易也起了推动的作用。近代的买办阶层的出现,亦与此有密切的关联。可见广州十三行的创立,是李士桢在商业史上写下浓墨重采的一笔。

李士桢在〈分别住行货税〉文告中,明确地提出“凡系通商裕课之事,无不竭力讲求。”他的“恤商”旨在“裕课”,而“裕课必先恤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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