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 |
 |
时间：2009-7-24 13:51:11 来源：不详
|
|
|
10)。康熙7 年（1668年），得旨展界，迁民方得重归故园。但海上依然封禁，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俩藩王照旧横行施暴。
顺治7 年（1650年），当平、靖二藩入镇广州后，大加屠杀，“血洗十八甫”。藩兵强占民房，城内隙地与城郊鞠为茂草以养马，以衙门、学宫充当马厩，城中居民被赶往今西门以西的所谓新城。作为中国海贸中心、岭南巨区市埸中心地广州，满目疮痍，成为二藩的军营和横行肆虐的指挥所。
二藩恃其兵权在握，擅自横征暴敛，搜括民财(11)。私设“总店”，罗踞津口，滥征货税。从无收税之例的日用鸡豚,乃至蔬果，都在私抽之列。尤其是垄断海贸，大搞走私贸易。因其滥征苛税，行商望而却步，“西江之船遂不往来”(12)。商业凋零，市镇残破。时人黄居石的＜哀江门＞诗写道：
“甲辰移海尽邱墟，古庙独存新市侧；毁瓦颓墙塌平道，四顾萧条目空极”(13)。
可谓是当时市镇惨状的真实写照。康熙皇帝也不得不承认：
“广东民人，为王下兵丁扰害甚苦，失其生理”(14)。
加之受“路易十四小冰期”的影响，17世纪的后半期广东气候恶劣，如1648年的旱灾,1694年的水灾,1649、1652、1667、1669、1673、1679、1694的风灾，1656 、1683、1690的冷冻,1651、1655、1661、1670、1672、1678、1679、1687 的冰雹，1653、1656、1665、1683的地震，1648、1652、1679的虫鼠疫灾害等。以上所列，都是广东历史上特大的灾害（15）。不难看出，十七世纪后半期是各种灾害的密集期。从四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的人祸，和繁仍的自然灾害交相作虐，使广东的社会经济陷入低谷。不仅明中后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横遭摧残，就是正常的生产活动也无法维持。
海禁给海贸带来的打击尤其沈重。它切断了沿海居民靠海活命的生路。当时虽然也同某些国家发生贸易往来，如暹罗于康熙二年、六年、十年皆来过贡舶（16），荷兰、英国也来过商舶，但贸易额甚微。藩王和督、抚趁火打劫，通过其委托商人作海上走私，大发其财。尚藩便委任沈上达为藩王府贸易总管，大搞贸易走私活动。在广东各级官员的庇护下，沈上达成为显赫一时的富商。当时广东的各级官员都从沈上达处得到余润。康熙20 年（1619）9月12 日，康熙皇帝对随奉折本面奏请旨的大学士、学士们说:“沈上达系尚之信所属富商，朕闻广东大小官员无不用伊银”(17)。所以，当尚之信反迹暴露后，有关的官员为杜绝受沈上达的牵连而杀之以灭口（18）。两广总督卢兴祖在康熙6 年（1657）也指使香山知县姚启圣，阴与澳门为市，从事走私(19)。他们为了继续独享战时体制下走私贸易的专利，往往以防范郑氏反清集团势力为名，要求继续海禁。尚之信于康熙16 年（1677），在广东全省“已底定”的情况下，还上疏请求申严海禁(20)。甚至当“三藩”剪平，台湾郑克爽也已经降附之后，沿海督、抚依然阻扰开海贸易。关于这一点，康熙皇帝是洞若观火的。被差往广东、福建开拓海界的内阁大学士石柱回京复命，于康熙23 年（1684）7 月11 日为康熙皇帝所召见时，康熙说：“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尔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石柱以“海上贸易明季以来原未曾开”，又援引闽粤总督、巡抚、提督认为台湾新得为由作答。康熙斥之曰：“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曾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21)，可谓一言中的。
应当指出的是，藩王、督抚趁海禁作海上走私，以官僚政治与商业结合，霸占商利，形成政治和经济一体的特权阶层，对皇权是一威胁。这是康熙之所以不顾劝谏，决意平藩的原因。这些封疆大吏本已争名于朝，今又争利于市。他们擅夺海利, 垄断商业,破坏了市埸的正常运转。明中叶发育起来的城乡市埸网络体系遭到摧残。
明清易代之乱，岭南来得较晚，结束也最迟。镇守岭南的平、靖二藩在广东的种种劣迹，康熙是知道的。但为了利用其消灭南明政权和郑氏的反清势力，康熙对平、靖二藩采取宽容的态度。康熙12 年（1713），当尚可喜上疏要求归老辽东，请由其子尚之信承袭王爵时，康熙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撤藩。三藩公然发动叛乱。经过八年战争，终于康熙20 年（1681）剪灭三藩，结束了藩王的暴政。但岭南各地，“民困未苏，疮痍未起”。广东为紧要之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