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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

时间:2009-7-24 13:51:11  来源:不详
他是以发展商业来达到“裕课”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加重盘剥商人来增加税收。

李士桢是于康熙21年(1682)夏就任抚粤的。据《抚粤政略》所收文稿统计,从康熙21年五月至年底,先后呈上的“奏疏”和发布的“符檄”、“文告”等共54 份,有关商业的便有23份,占总数的42.6%。从他的奏疏、符檄、文告和批答中,不难看出他的“恤商”思想。其“恤商”思想包含:按则例合理征收商税,洋货行与金丝行,正是为区分行、住税,避免重叠征税而设立;整顿市场,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他铲除藩孽,打击“王商”,整顿广州和佛山市场秩序,都是为此目的;加强商路治安,保证商路畅通,他颁布“文告”约束文武官吏兵丁对商路沿边的骚扰,开辟羊蹄岭 ,花县的设置都含此目的。尤其是传集成商人,征求商人意见,倾听商人的呼声,尊重商人等,更是他“恤商”思想的一个独特方面。不难看出,这种恤商思想既留下时代的痕迹,与他的官宦生涯也有密切关系。李士桢处于向海洋挑战、远洋航海的时代,是全球一体化肇始的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商人东来从事商业殖民的时代;西方的殖民商人已经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而他所历练的政事,或因与商业有关,或因处于沿海商业区,所以他对大航海的商业时代的脉息,感受更为真切。可以说,他的“恤商”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康熙降服台湾郑氏反清集团后,实行开海贸易的产品。

  康熙22年(1683年)5月平定台湾后,兵部议请开界,10月22日得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田地应给民耕种,其紧要地方仍应作何防守,等项事宜,着部院堂官前往会同该督抚详察确议具奏。”于是朝廷 派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等前往粤闽巡视。其任务有四:首在察地还民,以广皇仁;移屯戍于界外,不忘固圉也;弛鱼盐之禁,利民也;酌番舶之通市面上,兼柔远也,开设云台山、宁波、漳州、广州四海关于此时已作考虑。(69)11月12日杜臻一行就道,次年即康熙于23年(1684年)正月初二抵粤省城。会见督抚等大吏后,李士桢偕同杜臻从钦州之防城始,自西向东,沿海巡察。历三阅月,于四月初一结束粤省沿海勘视。李士桢沿着海疆,观其形势冲要,阴阳向背,民情风俗。这对他制订抚粤政略是至关重要的。同年,朝廷全面取消海禁;24 年(1685年)宣布开海贸易。这意味着沿海居民恢复了以海为生的传统生业。李士桢对康熙的这一决策,是殚精竭力,全力以赴地加以贯彻执行的。他在广东的恤商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充分的表现。

李士桢于康熙21年夏入粤受事,时年63岁;康熙26年11月按老例休致。抚粤历时5年多。据杜臻 〈墓志铭〉说,“年69岁,致政归,士民缀耕罢市。无不奔走哀号而不能舍。”同僚部属如张志栋、魏象枢、杜臻、尤侗、高琦等对他赞誉有加。不仅称颂其治粤宦绩斐然,而且赞扬其才品优良,操守清介(70)。他自已也自许要以明代周忱、海瑞为立身蕲向(71)。这些评价,是时人从当时的标准出发,着眼于他对康熙皇朝的忠诚,应当说是确切的。从其子李煦不断受康熙所重用,终视为心腹而委以苏州织造的要任,以及康熙30年秋康熙帝从口外回京经通州时曾临幸李士桢府第并出尚方之膳以赐(72),可见康熙对他之倚重与眷顾。至于他的操守,并非如同其属下同僚所称颂般清廉。他入粤受事之初,即康熙23年7月11日,康熙曾问则从广东返京的学士石柱曰:“巡抚何如?”石柱奏曰:“巡抚李士桢虽六十余岁,容貌甚至少。据彼处人云,李士桢虽稍受礼物,为人和平,不生事端,较前任巡抚金俊为优。”(73)康熙26年,左都御史王鸿绪疏参李士桢“贪污不法,年老昏愦”,当非无中生有。此事以“事在赦前,及款无确据”为由,免以追究,只以“昏愦是实”,“照年老例休致”(74)。可见他居官时,只虚称以周忱、海瑞为圭臬罢了。在笔者看来,李士桢最值得称许之处,是他的“恤商”政略,尤其是他所创建的行商机构——广州十三行。他的恤商思想,反映了他对时代脉息的把握与敏感,不愧是清初站在时代前沿的一位封疆大吏。单凭此,李士桢已经是同僚中的翘楚。

注释:

(1)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
(2)汤开建《李士桢〈抚粤政略〉中四篇关于澳门的奏章》一文(见濠海丛刊:汤开建《明清士大夫与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出版);谢中凡《论李士桢抚粤》,刊于《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 期;他的《清初闽粤藩王大吏对海上贸易的影响》一文是谢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论文,未刊稿。
(3)参见本书《明代后期广州市埸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一文,
(4)可参见陈舜系:《乱离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3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按:陈舜系(16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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