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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宦官问题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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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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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皇帝。其实，北宋宦官较广泛地参预政事自有其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封建皇帝集权专制制度在北宋时期又有所发展，宦官作为这一制度的产物，其权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受到严格的抑制。士大夫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偏见，使劲叫喊。
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23]
他们总是片面地夸大皇权与宦权的对立，而对二者的一致性则竭力加以抹煞。由于宦权在通常情况下依附幷服务于皇权，因而皇帝的看法与士大夫不同，他们把信用宦官作为振兴王纲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少宦官即使在封建文人笔下，也号称“公忠奉上”，受到了“服勤左右甚淳谨”、“宣传指挥颇称旨”一类的称赞。皇帝因而“爱其忠”，以致“眷遇最厚”，甚至付予他们“细务悉令裁决，不须中覆”的特权。在《宋史》有传的43名北宋宦官当中，受到这类称赞的多达23人，超过总数的一半。诚然，这里所说的“忠”无非是忠于赵氏一家一姓而已。
其次，猜忌武将以至文臣是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皇帝势必让宦官较广泛地参预政事、干预军事，以牵制文臣、武将。有人问朱熹：
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监军，何也？
朱熹回答道：
是他信诸将不过，故用其素所亲信之人。[24]
其实，北宋时期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按照马端临的看法，北宋皇城司指挥的数千名亲事卒，类似于汉朝的北军、唐代的北衙。他在记述皇城司这个重要机构不让殿前司的将领统辖，而交由入内内侍省的宦官主管时说：
皇城司，以入内两都知主。……而殿前不复预此。
马端临惟恐人们不懂，最后特意加上一笔，画龙点睛：
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25]
深意就在于借助宦官力量，防止武将捣乱。朱熹讲到此事，可谓一语破的：
以制殿前都指挥之兵也。[26]
尽管士大夫们喋喋不休：
以宦人豫边事，将不得尽其用。[27]
但这事关基本国策，很难在原则上被皇帝采纳。岂止武将，皇帝有时信用宦官超过文臣。突出的事例要算宋太宗重用王继恩、卫绍钦，猜疑赵昌言。淳化五年（994）春天，宋太宗将宦官王继恩任命为剑南西川招安使，率军入蜀镇压李顺起义，军中之事“便宜决遣”。后来，朱熹就此事，批评宋太宗：
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者！[28]
当年秋天，参知政事赵昌言已出任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有个僧人胡言乱语：
昌言额纹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
有位地方官又添油加醋：
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柄。
宋太宗大吃一惊：
朝廷皆无忠臣，言莫及此！[29]
他立即不让赵昌言入蜀，由宦官卫绍钦代其行。对于这类现象，士大夫牢骚满腹：
国家择天下贤才，以为公卿百官，而犹不可信。顾任此厮役小人，以为耳目，岂足恃哉！[30]
皇帝有时不信任大臣而信用宦官，完全是出于稳固其统治的需要。的确，历史上虽然有干政擅权的宦官，可是无黄袍加身的奄人，而篡权夺位的文臣、武将却屡见不鲜。柴德赓说得对：宋太宗“信任内侍，取其不反耳。”
上面是就根本原因而言，至于北宋宦官势力的发展，又与以下3种具体情况有关。
一是太后临朝称制。历史上宦官常常因后妃专权而用事，太后垂帘听政之际往往更是宦官势力发展之秋。
宋真宗刘皇后是个精明干练的执政者，既“留心庶狱”，又“好问外事”。她作为一位女性，要了解下情只能主要依靠宦官，史称“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询究，故百官细微，无不知者。” [31]刘皇后听政之初，宦官雷允恭因“凡机密事令传达禁中”而“势横中外”。雷允恭在任山陵都监期间因擅易皇堂被赐死后，宦官罗崇勋、江德明等又因“访外事”而“势倾中外”。[32]难怪当时人吕诲说：
太后临朝，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内官。[33]
刘皇后称制期间，太常博士范讽因巴结宦官而出任右司谏，翰林学士蔡齐、群牧判官司马池、知陈留县王冲等人则因得罪宦官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有甚者，有功于北宋王朝的枢密使曹利用因抑制宦官而遭到报复，本人被害死，亲属受株连。
宋仁宗曹皇后尽管垂帘不过13个月，仍然有宦官任守忠“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过。”宋英宗高皇后听政期间，宦官陈衍“怙宠骄肆，交结戚里，进退大臣，力引所私。” [34]宋神宗向皇后幷不眷恋权势，加之她仅临朝7个月，因而在她称制期间，情况有所不同，没有宦官用事的明显记载。
二是刚明之主在位。“刚好专任，明好偏察”，[35]这类皇帝很容易信用包括宦官在内的所谓“近习”。
宋太宗是个刚明之主，号称“欲周知天下之事”。[36]当时宦官王继恩、刘承规、卫绍钦受到信用，便与他以察察为明有关。不过，宋太宗主要是依靠石熙载、柴禹锡、弭德超等一大批所谓“随龙旧人”采访外事、参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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