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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宦官问题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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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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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议、主持军政，宦官在宋太宗时权势还不算太大。
宋神宗是继宋太宗之后又一个刚明之主，他“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司马光或许是出于旧党的偏见，上疏指责宋神宗：
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
建议他“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廷之臣。” [37]宋神宗对此当然不能接受，他信用的宦官有李宪以及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被旧党刘挚怒斥为“四凶”。如果说宋神宗在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关系如同鱼水，还采取过某些抑制宦官的措施，那么他在元丰年间同李宪的情谊便犹如密友，“言之亲莫如宪，日侍左右莫如宪。”李宪因此红极一时，“朝廷之威福权令持于其手，官吏之废置用舍出于其口。”[38] “士大夫或奴事之”，其中最下贱的是彭孙。他敢于“气陵公卿”，却“为李宪濯足”，竟厚颜无耻地说：
太尉足何香也！
连李宪也感到恶心，“以足踏其头”幷嘲笑道：
奴谄不太甚乎！
“太尉足香”, [39]一时之间，传为笑谈。
三是昏庸之君当政。早在唐代后期，大宦官仇士良就把引诱皇帝荒淫作为宦官擅权的经验，幷在他告老归第时，向其徒子徒孙传授。仇士良先问：
诸君善事天下，能听老夫语乎？
公宦官“唯唯”。仇士良于是大侃了一番：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众宦官“再拜”。[40]仇士良的揽权之术，从此被某些宦官奉为法宝。宋徽宗时的大宦官杨戬在其晚年，也鹦鹉学舌，告诫其门徒：
汝辈不可令天子罢修造，我所得恩泽及财物，皆缘修造。[41]
可见，宦官需要制造昏君，昏君符合宦官需要。
宋仁宗号称节俭，可是好色。他在后宫中创立十閤之制，以安置其最宠爱的10位嫔妃。十閤除“供具之外，仍置官管干，增长事势。”[42]后宫规模因而扩大，宦官人数随之增多。大臣质问宋仁宗：
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今凡几何人？
指出“内臣权任稍过”，请求“更加裁抑”。[43]可是，幷未收到多少效果。
照宋徽宗初年曾任左正言的任伯雨看来，宋哲宗“穷奢极侈，殚工尽巧，以粪土用邦财，以寇仇用民力”，是个昏君。他认为：
起哲宗侈心者，随也。[44]
“随”者，宦官郝随也。他因此升任知入内内侍省事，在绍圣年间用事。
宋徽宗这位风流天子又远非宋仁宗、宋哲宗可比，更是个十足的昏君。明代史家张溥把他穷奢极欲的主要表现简要地概括为“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同隋炀帝的“东京西苑，神山离宫，开渠行舟”[45]相提幷论。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这批宦官正是靠着施展仇士良当年的故伎，得到宋徽宗宠信，从而飞黄腾达。童贯有“媪相”之称，“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岳牧、辅弼多出其门。”梁师成有“隐相”之称，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46]
在北宋历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间，宦官权势最为显赫。这是肯定无疑的事实。问题在于：北宋宦官用事，究竟始于何时？通常有以下4种不同的说法：始于宋太祖说，柴德赓认为：
追原祸始，启于太祖；
始于嘉祐说，蔡京的小儿子蔡絛写道：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于宣和间，其源由嘉祐、元丰，着于元祐；[47]
始于宋神宗说，宋宁宗朝宰相赵汝愚指出：
神宗皇帝时，始令王中正、李宪稍预边事；[48]
始于崇宁说，两宋之交的著名学者胡安国声称：
崇宁以来，奄寺得志。[49]
从前面讲到的情况看，这4种说法都不够确切。北宋宦官监军固然始于宋太祖朝宦官李神祐，可是南宋人吕中指出：
然但使之督战，未使之将兵也。[50]
何况谁也举不出宋太祖时有任何一个权势显赫的宦官，相反倒可以举出不少宋太祖防范宦官弄权的措施。柴德赓此说未免失之偏颇，应当说北宋宦官用事始于宋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时。南宋人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34专门辟有《宦寺专恣》一节，用不少史实证明宦官在刘皇后称制期间“交通请谒，权宠颇盛。” 三、宦官卷入政争
宦官参预政事，势必卷入政争。北宋宦官卷入的政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皇室内部的纷争。有据可查的始于宋太祖死时，王继恩站在宋太宗一边，公然违反宋太祖宋皇后的旨意，促成宋太宗登基，宋太宗因而“忠之，自是宠遇莫比。” [51]此后，这种现象时或出现。如王仁睿在宋太宗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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