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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宦官问题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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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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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少数宦官企图这样做，但无一不败露并最后受到严惩。宦官之祸的说法产生于封建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不够确切的概念。如果官官之祸的含义是宦官废立皇帝、生杀大臣，那幺宦官之祸在北宋不存在，至少没有变为现实。至于童贯到头来受到惩办，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客观地说，在其十大罪状中有一条叫“家中有非法之物”，[61]这不是捕风捉影，便是子虚乌有。如果说童贯企图创造历史奇迹，准备做个阉人皇帝，那只能是海外奇谈。
另一种是把北宋的宦官与文臣、武将作横向比较。北宋某些宦官率军作战确实曾经遭到惨败，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文臣、武将带兵打仗，败得更多也更惨。某些宋人把童贯北征之败叫做童贯之祸或宦官之祸，可是却没有一个宋人将曹彬岐沟关之败称为曹彬之祸或武将之祸、将范雍延州之败称为范雍之祸或文臣之祸。可见士大夫偏见有多深，持论何等不公允。宦官率军作战失利同文臣、武将带兵打仗败北一样，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北宋政治的腐败，但显然又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宦官之祸，可见，张燧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宦官之祸，黄宗羲将北宋的宦官问题同汉、唐两代等量齐观，根据未免太不充分。蔡东藩认为宋代“没有奄祸”，大体与史实相符，但不能把这理解为宦官未曾卷入政治纷争、没有捅过政治乱子。
四、为什幺北宋无“奄祸”
北宋没有发生所谓宦官之祸，《宋史·宦者传序》将其原因简要地概括为：
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
此说是否完全确当，下面分别从皇帝与宰执大臣两个方面来作些考察。
先就皇帝方面来说，他们对宦官既信用又抑制。《宋史·宦者传序》称：
宋世待宦者甚严。
“甚严”二字虽属过甚其词，但曾经加以抑制却是事实。其主要缘故在于前代的教训不得不吸取，而北宋又推行的是所谓防弊之政。
唐代后期宦官自称定策国老，呼皇帝为门生天子的往事对北宋最高统治者实在是刺激太大，南汉后主刘钅长委政于宦官以致朝政腐败的教训更是近在眼前。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2称：
汉、唐宦者可谓盛矣，然官不至师保也。刘鋹有宦者七千余人，始有为师保者。艺祖既缚鋹，以永鉴其祸。
“艺祖”即宋太祖，他吸取前代教训，“不受内臣所媚”。[62]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宰相建议把他提拔为宣徽使，遭到宋太宗怒斥：
朕读前代书史，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63]
翰林学士张洎为了讨好宦官，请求让宦官蓝敏正、裴愈出任翰林学士院正、副使，宋太宗断然拒绝：
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辙！[64]
后来，宋真宗也说：
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
王旦等宰执大臣立即附和：
前代事迹昭然，足为龟鉴。[65]
柴德赓指出宋太宗、宋真宗的这些话是“自为掩饰之词”并告诫人们应“不为其所惑”，固然不无一定道理。特别是宋太宗为人很虚伪，他说“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在很大程度上是骗人。但因而认为宋太宗、宋真宗完全置唐代的教训于不顾，对宦官弄权毫无警惕，不免又武断了些。
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搞平衡，以使加以驾驭，是历代封建帝王为稳固其统治所一贯采用的手法。宋太祖是善于运用这一手法的能手，他对一切有可能权倾天下的政治势力以及有可能形成祸患的政治漏洞，无不“事为之防，曲之为制。”而他的后继者又表示对宋太祖所推行的防弊之政“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66]宋太祖对宦官加以信用，只不过是利用此一政治势力去制约彼一政治势力，而官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宋太祖及其后继者抑制宦官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5条。
一是控制宦官人数。唐太宗为了防宦官势力膨胀，把宦官总数控制在1000人以内，封建史家传为美谈。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严，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规定宦官年龄在30岁以上，又无养父，才准许养子1人作为继嗣，并在干德四年（966）六月，开宝四年（971）七月两次下诏申严此禁，敦促“所在严加觉察，违者不赦。” [67]干德四年六月诏六的要点是：
内官年及三十以上乃许养一子，士庶不得以童男养为宦者。
开宝四年七月诏令的内容为：
自今（内侍）年满三十无养父者，始听养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违者准前诏抵死。[68]
惩处可谓严厉。咸平年间，温、台等州巡检徐志通因私自阉割童男为宦者而受杖刑并刺配，宋真宗于是重申宋太祖时的禁令。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一月，宋真宗说：
中官皆养子，此弊宜深察。[69]
他亲自下令严惩违犯这一禁令的内侍杨怀恩。宋真宗以后，宦官人数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朝廷不时重申禁令，甚至暂停宦官养子。如宋仁宗在皇祐五年（1053）闰七月，将宦官限额调整为180人。嘉祐年间，三司使韩绛上奏说：
内臣员多，请住养子。
这一建议被宋仁宗采纳。熙宁年间，宋神宗对宰执大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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