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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宦官问题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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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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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贬夺之。[78]
所谓“遥郡承宣使”，遥郡是指带有阶官，以区别于不带阶官的正任。正任的地位高于遥郡。
四是限制宦官活动。王禹偁讲，宋太祖时，宦官“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 [79]后来，宋太祖不准宦官“采听他事”的旧规尽管遭到破坏，可是宦官的活动仍然受到某些限制。如元祐三年（1088）九月，明文规定：
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
理由是：
内臣出入宫掖，若与宗室联姻，非便。[80]
至于其原因，显然在于防止宦官与宗室串通一气，危及皇权。又如朝廷规定：
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来，或出谒接见宾客者，并流二千里。[81]
上述条文虽然见于南宋法律文书，但在北宋时至少已有类似的不成文法。因此，大臣在奏章中谈到宦官问题时，一再强调：“不宜外臣与之交结。” [82]景祐末年，吕夷简对宋仁宗说：
臣待罪宰相，不与中贵私交。[83]
嘉祐三年（1058）六月，贾昌朝将出任宰相，但遭到台谏官弹劾：
昌朝建大第，别创客位以待宦官。[84]
结果不仅未能拜相，反而丢掉了枢密使。嘉祐五年十一月，陈升之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右司谏赵抃上疏反对，理由是：
升之交结宦官，进不以道。[85]
知谏院唐介更是指名道姓地说：
升之与宦者史志聪、王世宁交结，以图柄任。[86]
宋仁宗向台谏官员耐心解释：
朕选用执政，岂容内臣预议邪！[87]
双方的矛盾始终无法调解，宋仁宗只得把他们统统解职。宦官阎士良在宋仁宗时、任守忠在宋英宗时、陈衍在宋哲宗时受到惩处，其罪名之一便是“与中外大臣交相结托”。不仅宋真宗即位之初，见到王继恩“士人诗颂盈门”，便“恶其朋结”，[88]就连错君宋徽宗发现宰相王黼与宦官梁师成秘密往来，也“大不乐”。[89]对于内臣不得与外官交结这一禁令，某些宦官能够加以遵守，号称“约己慎履”。如北宋前期的蓝继宗，史称：
继宗事四朝，谦谨自持，每领职，未久辄请罢。家有园池，退朝即亟归，同列或留之，继宗曰：“我欲归种花、弄游鱼为乐耳！[90]
又如在时间上稍晚于蓝继宗的孙可久，据吴处厚《清箱杂记》卷10记载：
仁宗朝内臣孙可久，赋性恬淡，年逾五十，即乞致仕。
所谓“致仕”，即是退休。他过着“优游自适”的生活，屯田员外郎柳永赠诗一首，其中有一联为：
曾珥貂珰为近侍，却纡絛褐为闲翁。
五是不许宦官掌机密。这项措施尤其重要，用宋朝人的话来说，即是：
貂珰不以典机密。
此举被当时人称颂为“祖宗良法”。[91]北宋初年，宦官曾经通过通进、银台司，预闻机密。通进司的主要职现是领天下章奏案牍及文武近臣奏疏进呈，而银台司的主要职责则是掌抄录天下奏状案牍事目进呈并发付有关机构检查，这些职责都事关朝廷机密。北宋初年的情况是：
通进、银台司隶枢密院，凡内外覆奏文字必关二司，然后奏御。外则内官及枢密吏掌之，内则尚书内省箱其数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纠察也。
宋太宗在淳化四年（993），任命文臣向敏中、张詠为同知通进、银台二司公事，并改变了二司的隶属关系。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避免“内官”即宦官预闻机密，因而直到宋光宗时，权侍左郎官刘光祖还对此称赞备至：
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渐。[92]
如果说后来的明代设有名叫“内书堂”的宦官学校，以致不少宦官文化素养相当高，从而为他们掌机密提供了条件，那幺宋代通常不许宦官学习文化。宋仁宗时，宰相贾昌朝在兼任侍讲期间，曾以编书为名，“其实教授内侍”，大臣们上疏反对，宋仁宗予以采纳，史称“谏官吴育奏罢之”。[93]因此在宋仁宗以前，宦官当中还有刘承规、张继能等“好儒学”、“喜读书”，孙可久、裴愈、裴湘等“好吟咏”、“有诗名”。[94]可是宋仁宗以后，这类记载明显减少，即使是梁师成尽管附庸风雅，然而“实不能文”。难怪宋人往往如此轻蔑地说：
宫中左右皆阉宦，有何知识？[95]
说到梁师成，人们都知道他以内掌机密而于史有名。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内枢密使、翰林院使以及明代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之类是固定的制度，而梁师成在北宋则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外，两者差别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唐代后期宦官得以专权，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让他们掌机要、典兵权、任监军，以致形成了凌驾于宰相之上的宦官内朝按照宋代的所谓“祖宗家法”，不许宦官掌机要，已如上述。北宋率军作战的宦官虽多，但能够像唐代的神策中尉那样独掌兵权的，只有童贯一人。莫说走马承受，即便钤辖、都监、巡检之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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