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统治者出于礼教的需要，大力倡导累世同居大家庭。乾隆五十年（1785），朝廷颁诏，要地方督抚查明有五世以上同堂共居者，上报以闻，给予赏赉[9]。从此，每届年终，各直省官员都要将有关数字汇总上报。尽管如此，岁报数多时只六七十家，少则不过十多家，而且以绅宦地主为主，真正属于务农之家的是少之又少，上面所举两例可算少之又少的典型。在这两农户中，陕西石泉县王姓男女同爨70余人，福建连江县黄家六世同居，男女60多人，比前面提到的内务旗人户口册里的一户20人或33人，还多出一两倍。王、黄两姓所以能集这么多人于一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位绝对权威的家长。这个权威不只是因为年长辈分高而让小辈慑服，更是因为他有组织才能，能带领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人人不饿饭，一切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由其操心；第二，需要有一定经济条件作保证。既是农民家庭，当然要有土地，而且要有能养得活六七十口人的土地量。以石泉王家为例，那是由佃田起家而积有土地百余亩，虽说数量不算多，可因经营调度得法，如选择经济价值较高的棉花为主要作物，并辅之以套种包谷即玉米和蔬菜、芝蔴之类，以满足生活食用。而且棉花也要加工成线、成布然后才投入市场，这比单卖棉花就多赚了钱。因为每一步都精打细算，所以食指虽繁，仍能勉强过得，这是王家父子兄弟不致异爨最基本的原因。连江黄家虽未说明有多少土地，但从“男女六十余人，雍睦无争言，子弟各执其业，每出作田亩，众妇俱往”来看，除了有严格的劳作纪律，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土，也是不言而喻的。

石泉王家和连江黄姓属于官府表彰、乡里传颂的标兵式家庭，但绝不是众多农民向往、都想争着去学做的。这里除了很多家庭缺少有足够的土地保证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个人、特别是夫妻小家庭那样自由的生活活动空间，何况小农生产本来更适宜于小户经营。一些民间的谣谚也说明了多口大家庭在生活上容易发生离心力：“十家十五口，七咀八舌头，我要烙烙饼，他要喝稀粥。人多乱，狗多窜，媳妇多了不做饭”[10]。在王、黄两个家庭里，似乎没有谣谚中说的那种情况，但在某些年轻小夫妻中是否有此想法这就难说了。若设保证王、黄两个大家庭存在的条件失去其一，譬如维持权威的老年家长去世，又无新的权威加以替代，可以肯定，这六七十口男女，很快就会分裂成一个个小家庭。因为它本来不属于社会常规，是少见的例外。

其实，无论是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等等，都不是凝固的，届时就要发生变化，农民家庭也是一样。有两种因素决定它的变化，一是家庭成员中有人死亡，再就是分家。前者属于无奈的自然性转换，后者虽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却系人为所致。不过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它既是家庭结构的转换，同时也会影响到原来的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死亡导致家庭结构变化的例子很多。最常见的是丈夫或妻子故世，使原来的夫妻和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转为由母、或父与未婚子女合居的残缺性家庭，也有干脆成了单口家庭的。在《刑科题本》中，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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