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之原本。兑温达克(Duyvendak二一至二二页)则以此处之图非地图，而为绘画。麦耶儿思(Mayers)早以作此解。”伯氏本人亦然。所谓“图写”者，可作“图绘”与“书写”解，足证费信之书，非但有文而且有图也。盖费信于进呈其所著《星槎胜览》时，或另附一图以作补助，且我国古代史地著述，恒多书图并存。惟费信此序，因系删润本(说海、纪录汇编、借月山房诸本)，序文业经润饰，不足代表费信之原意。费信《星槎胜览》原本(即二卷本)，其自序中无“图写”之语，其曰：“愚生费信，祖氏吴郡昆山民也，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先兄籍太仓卫……历览诸番人物风土所产，集成二帙(未言有图)，曰《星槎胜览》。前集者，亲览目识之所至也，后集者，采辑传译之所实也。”故知进呈本《星槎胜览》，如有附图，则其图绝非费信一人所绘也。其所谓“采辑传译”，则指有其他可供采录之记载。其书今尚存于世者，有元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岛夷志略》，费信采辑该书之处甚多，两书所列诸国名，地名大致相同，最可惊异者，汪书与本图所举之各国译名一致，证明三者间之关系至为密切。前言本图系郑和舟师集体所绘，且成于郑和奉命守备南京之六年之内，其时费信恰在郑氏幕中(见费信书自序)，彼参加绘制航海图工作成分甚大，故当其《星槎胜览》书成，连图并呈于明帝极为可能也。
本图之进呈明帝，仅见引费信删润本自序，似嫌证据单薄，惟《星槎胜览》书成后之三十年，明宪宗诏索郑和出使水程，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乃确知朝廷保有是项档册，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虽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人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大夏后果至兵部尚书”。此后，朝廷中不复再见此图矣。
又据《千顷堂书目》，著录“费信《星槎胜览》前集一卷，又《天心纪行录》。”其注曰：“字公晓，太仓伟人，永乐中从郑和使西洋，记所历之国。”按千顷堂为明崇祯间(1628至1644年)，南京黄虞稷氏之藏书楼，珍藏载籍宏富，冠于东南，其书目著成于崇祯末年，《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故亦著录“费信《星槎胜览》二卷，《天心纪行录》一卷”，注亦同。黄氏收藏是书之来源无可考，惟明代库藏于南京之旧档与图册其夥，该等典籍，或因时日过久而散失民间，为诸藏书家所得，此处堪研究者，即费信于著述《星槎胜览》前后集之外，尚有《天心纪行录》一卷，此书未见，不知其内容如何?《千顷堂书目》注云，永乐中从郑和使西洋，记所历之国。夫郑和所历诸国，费信已详记于《星槎胜览》一书矣，何故又在《天心纪行录》复记之欤?似是补录《星槎胜览》所阙载者，而费信于自序曰：“历览诸番人物风土所产，集成二帙，曰《星槎胜览》，前集者，亲览目睹之所致也，后集者，采辑传译之所实也。”又似此外别无他书，然《千顷堂书目》既指《天心纪行录》为费信所著，足证此书若非误题，则必为《星槎胜览》之附本，若然此一附本所欲补者，当与是“图”有关。惜不可得见耳。本图之绘制，费信参予其事，复附人《星槎胜览》进呈于上，其后为刘大夏所匿，最后乃散佚于民间。
明嘉靖年间，倭寇为患，时扰沿海居民，黎庶苦甚，时胡宗宪(字汝贞，安徽绩溪人，嘉靖进士，擢御史，巡按浙江，主持防倭寇事务)因防倭事，曾编纂《筹海图篇》一书，广收海防图籍，有茅坤者(《明史》有传，今浙江归安人)，人称鹿门先生，善古文，好谈兵学，亦在其幕，有战功，熟悉海防，及《筹海图篇》书成，坤收拾编余资料甚夥。元仪者，坤之孙也，秉承家学，亦好论兵事，曾佐孙承宗军幕，官至副总兵，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县南二十里海中，亦名菊花岛)以抗清，且讲求韬略，编著《武备志》一书，共二百四十卷，其海防部分与《筹海图篇》相若，其最后卷之本图，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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