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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信用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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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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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83页。
对于高利贷的利率而言，私营的利率一般均高于官府。《太平广记》卷434引《原化记》：“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据叶世昌先生考诸吐鲁番出土的契约文书，多数契约月息10分，高可达20分。①官府所收利率，月息一般不高于10分。从玄宗开元年间至武宗会昌年间，官府经营的高利贷利率出现了依次由月息7分、6分、5分、4分更替的现象。彭信威先生指出，这并不代表唐代的利率在下降。“至于后来收益的减少，一则因为一部分人于私囊了；二则也许因正当通货紧缩，市面不景气，放款收不回来。”②对于放款收取复利官府是严厉禁止的。《唐会要》卷88《杂录》载：“长安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敕，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仍令州县严加禁断。”但当利息超过本钱时，对收取复利，官府则又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③
高利贷的对象，既有出于生计而进行借款的平民百姓，又有用于经营以期聚财的商人，也有为了满足私欲、获取高利的官吏借款。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平民百姓为度日或者完成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不得不依附于高利贷。这种现象在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非常普遍。因为高利贷利率高，商人欲依赖于高利贷资本作为经营资本获利极为不易。因此，商人借取高利贷的现象极少出现。惟第三类人，既无炊米之忧，也无经营之需，为什么还要借款呢?这无非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借款作为行贿本钱。《资治通鉴》卷243就载：“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数万。”二是为了满足私欲而向富室借款。《唐会要》卷92会昌元年：“选人官成后，皆于城中举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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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第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83—384页。
③ 《唐六典》卷6《比部郎中》。
宋代放款的称呼与唐代不尽一致，有出举、贷息钱、放债、生放、赊放、称贷、出子本钱、举钱出息等称呼。借款入主要以平民百姓为主。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分化，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要满足正常的生产生活的需要，必须进行借款。如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变法派在阐述实行青苗法的主张时曾言：“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不得。”①虽然变法派想申明的是在新陈之际兼并之家乘机牟取高利的弊端，但同时也反映出了这样的事实：贫者不能负担正常的生产，只能借款予以维持，但利息之高又常令借者深感头痛。当时，利息多为“倍息”②。早在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时就“令富民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人之”③。但这些旨令往往行同空文，有禁不止。在具体的借贷中，往往出现“息不两倍则三倍”④的现象。因此，在王安石变法中，才针对这种有禁不止的状况采用经济手段，官府在春秋之际向平民提供低息贷款。即“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⑤。王安石推行的青苗钱，利息一般每次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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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43之16。
② 刘秋根认为“年息倍称”之外，“倍称之息”主要还有三种情况：一是表示某项高利贷的利息而已，只是一个含糊意思；二是利率的上限，利钱不得超过原本；三是零星纳利几年达到的利息总量。刘秋根：《试论两宋高利贷资本利息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对“倍称”之息作了全面的解说，所释甚是。该文同时还指出，宋代高利贷利率有年利和月利两种。年利除“倍称”之外，主要有6分、4分、5分几种；月利有6分、4分、5分、3分、2分几种)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7年6月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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