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宋时期信用业的发展 |
 |
时间：2009-7-24 13:52:31 来源：不详
|
|
|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407页。
的性质来说，称为寄附铺，从它所用的主要器具来说，称为柜坊，所以实际上是否就是同一种铺子?虽然因为资料缺乏，不能下确实的断语，我想姑且作这样的假定，以待今后考察。”①彭信威先生认为：“大概唐朝就有人专设寄附铺来替商民保管金钱和其他贵重品，并代寄户出售寄存物品。”②有的学者还从“寄”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寄就是寄存之意。这是正确的。但又联系到唐代有把自己的财物寄存于某家、某处保管的习惯，认为“寄”又一称呼就是“寄附”。霍小玉令侍婢将箧中服玩之物拿到侯景先家是为了货之，并卖了不少。因为紫钗较贵重，恰逢制作者遇到，故有此语。由此可见，侯景先家并不是存货之家，而是货卖之家，代人卖之。《靖康要录》卷1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的圣旨中曾言：“其余士庶诸色人，并仰于两日内，罄所有金银，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纳不尽之数，限满，并许诸色人告。”应对在限期内缴纳所有的金银的方法主要是藏匿、隐瞒财产，其目的是不让别人知道，以躲避缴纳。寄存另处虽然也有躲藏的功能，但风险比自己藏匿要大得多，因为至少寄存之家知悉其情。把金银拿到寄附铺中出售，光明正大地把金银转化为现钱，这样金银就没有了，不可能再缴纳，这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因此，这儿寄附可能是寄托出售，而不是寄存之意。
——————————————
①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407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90页。
宋代柜坊多与非法乱纪之事相联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令开封府戒坊市谨捕之，犯者斩，匿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同罪。”苏轼曾就定州的柜坊说：“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他“出榜召人告捉”。周密《武林旧事》卷6《游手》载：“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有徒，有所谓美人局、柜坊、赌局、水功德局，不一而足。”《庆元条法·为政第八》载：“司县到任，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密问三姑六婆、茶房、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报告，无不知也。”有学者都据此认为柜坊是无赖恶少的犯罪机构，已无金融机构的性质。①其实，柜坊在宋代仍然是一个存钱物的机构。正因为存有钱物，所以被无赖恶少把持，才能干些非法的行当，不惜损坏国家利益，销钱铸器物以此牟取厚利，满足私欲。正由于在柜坊中出现了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政府才对出现这些违法活动的柜坊严加禁止，但对于正当营业的政府却不加禁止。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宋代柜坊的数量已是唐代不可比的。如苏轼在定州就见柜坊百余所。
宋代寺院放款取利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寺院负责放款的机构是长生库。建昌孔目吏范荀“为子纳妇，贷钱十千于资圣寺长老”②。这种营生受到时人的贬抑，陆游曾指责“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③。除寺院经营长生库外，民间也有经营放款取利的机构。如杭州城“有府第富豪之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④。
——————————————
①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第60页。
② 《夷坚支志》甲集卷6《资圣土地》。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
④ 吴自牧：《梦梁录》卷13《铺席》。
由于没有发现直接的史料记载，交引铺具体如何产生，至今难以确知。但有史料记载交引铺与金银彩帛交易铺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东京梦华录》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①戴裔煊先生认为，“所谓‘金银彩帛交易之所’，盖即交引铺，验以‘每一交易，动即千万’之语，及其门面壮阔之情形，使人毫无疑义认为非交引铺无此种情形。”②又南宋时，“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中瓦子前，谓之五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