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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信用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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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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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深度和广度都较唐代有所发展。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之切合联动的信用业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在宋代，信用形式主要有高利贷信用、商业信用、消费信用和国家信用等。
(一)高利贷信用
唐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激励下，放款取利无疑成为逐利的一项重要方式。《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载：“贞观初……，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经资用，勋贵之家，俸禄足供器服，乃戚戚于俭约，汲汲于华侈。放息出举，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岂觉其非?”
这段记述虽然说的只是放款取利的一个小片断，但却反映出唐代放款取利的现象十分普遍。提供放款的渠道较为广泛，有商人、富室、官吏、权贵，甚而官府。商人放款，既有本国商人放款，也有外国商人放款。《全唐文》卷72载：“顷者京城内，衣冠子弟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举诸蕃客本钱。”反映的就是外国商人放款之事。官府放款，有专人管理。“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②官府在经营放款取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端，产生诸多恶果，败坏了吏治。贞观十二年二月曾在褚遂良的建议下敕停。③但无论是对具体经营者还是对官府而言，由于收益较大，敕停之令宛如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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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信威先生认为：“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方面没有同比例的发展。宋代的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基本上同唐代差不多，只是金融中心由长安移到汴京，再移到临安”。(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35页)姜锡东先生认为“尽管宋代之前的商业信用已经获得一定的发展，个别时期的个别方面甚至并不逊色于宋代，但是，就其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不管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不如宋代。”(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第25页)
② 《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
③ 《唐会要》卷91《内外官料钱》上。
由于依托于官府，这种官府经营的放款事业经营者具有一些特权。如“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间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①。这就给经营者进行投机活动和徇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以致官府都无法控制，只能在承认这种事实的前提下稍加限制。《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有一段记载，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元和十一年八月……右御史中丞崔从奏，前件捉钱人等比缘皆以私钱添杂官本，所防耗折，裨补官利。近日访闻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广求私利。可征索者自充家产，或通欠者证是官钱。非理逼迫，为弊非一，今请许捉钱户，添放私本，不得过官本钱。勘责有剩，并请没官。从之。”
据彭信威先生考诸《唐令拾遗》、《唐会要》、《太平广记》和《新唐书》等文献，这一时期的信用放款称为出举、举放、举债、放债、放息钱或责息钱。②而这些放款多为高利贷。经营高利贷能够获取较为丰厚的利润，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都热衷于高利贷的经营。《唐会要》卷88《杂录》开元十六年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已后，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从唐政府的这道诏令中，不难看出，放款方因取利太甚，严重损坏了贷款人的利益，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唐政府规定放款利率以对之进行限制。高利贷信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一种主要的信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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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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