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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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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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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袁高《茶山诗》云："我来顾诸源，得与茶事亲。氓辍耕农来，采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奇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不为春。……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未知供御余，谁合分此珍"（《全唐诗》卷314）。贡茶不仅是对茶区人民赤裸裸的掠夺，而且也长期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沉重负担。唐末常州刺史王积就吟出了"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的诗句（《全唐诗》卷795）。"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39] 。从诗人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茶区人民愤怒的呼声。
封建政府通过任贡茶的方式，强迫江淮产茶区的人民把大批名茶上贡朝廷，使这些优质茶叶无缘进入市场交换流通，严重阻碍了本区茶叶的商品化进程。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一大批贡茶在满足宫庭消费和赏赐文武百官后，也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进入流通领域交换。《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载："元和十二年五月，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付度支进其值。"内库一次便可拿出三十万斤贡茶变卖，可知贡茶也有一部分进入了流通领域，尽管它们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筹集军费而投放市场交换的。在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这三十万斤贡茶中，可以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湖、常二个贡茶州。尽管贡茶带有强烈的超经济强制色彩，基本上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无涉，不过它对浙西茶区的茶业发展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扩大了植茶面积。
唐以前，茶叶主要来源于采摘野生茶，人工种植的不多。直到中唐陆羽时，他还认为茶"野者上，园者次"。所以，陆羽隐居湖州苕溪时，常常到湖、常二州的深山中去采摘茶叶。这种情况到永泰、大历时湖常二州贡茶后有了较大的改变，这一带人工植茶的面积较先前大为增加。到唐后期，湖州长城县和常州义兴县的茶山到处呈现出"半坡芳茗露华鲜"，"绿茗盖春山"的景观。陆龟蒙在湖州顾渚山下置有茶园，晚唐诗僧无可有诗称湖州"橘青陶暑寺，茶绿隔湖溪"[40] ；称义兴"月向波涛没，茶连洞壑生。"[41] 说明唐后期湖、常二州随着贡茶数量的不断增多，这里的人工植茶有了极大的发展，茶山面积在不断扩大。
第二，促进了制茶技术的进步。
贡茶是在名茶产地所焙制的优质茶，故在茶叶采摘和制作加工上要求甚高。据《茶经》记载，唐人制茶分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采茶贵早，特别是质量要求较高的贡茶，在茶叶采摘上有较严格的时间限制。陆羽称茶"始抽凌露采焉"，徐铉有诗描写顾渚茶农采摘茶叶"荷杖青林下，携筐旭景前"，自注云："采茶须在日未出前"。[42] 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采茶》中对茶叶侵晨采摘的原因作了这样地解释："凡采茶必以晨兴，不以日出。日出露晞，为阳所薄，则使芽之膏腴出于内。茶及受水而不鲜明，故常以早为最。"[43] 贡茶一般在谷雨以前采摘加工，质量最好。唐人陆希声《茗坡》有"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的诗句。据《嘉泰吴兴志》卷18载，湖州顾渚焙制贡茶，"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暨谷雨还。"茶叶采好后，先把嫩芽放到甑釜蒸熟，然后将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再把茶末制成团饼，最后再把茶饼穿起来封存。在唐代，本区制茶多以团茶、饼茶为主。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有"手阅月团三百片"句，薛能《谢刘相公寄天柱茶》称"两片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说明义兴阳羡茶和舒州天柱茶多为团茶、饼茶。
宋人朱翌称："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则旋摘旋炒。"[44] 从刘禹锡"自傍芳从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45] ；陆希声"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46] 等记载看来，唐人确实比较重视炒焙。不过宋人所重视的"蒸熟焙干"法，即所谓蒸青法，在唐代长江下游产茶区内也已出现。所谓蒸青，即把采来的鲜芽放在甑釜中升火蒸熟杀青。蒸青的关键在于掌握火候，"过熟则色黄而味淡，不熟则色清易沈，而有草木之气。"[47] 经过蒸青处理后，再用火气焙干，用杵臼捣碎。这种制作方法在唐代被称为研膏法，制成的茶称为研膏茶。据北宋张舜民《画墁录》卷1载，"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本区的浙西也有这种制茶法，睦州所产的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48] ，就是采用的这种"蒸焙而研之"的制法。由于制茶技术的提高，使本区的贡茶以其质量上乘而名闻天下。卢仝称阳羡茶"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49] 刘禹锡赞顾渚紫笋茶"木兰坠露香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50] 说明湖、常二州在茶叶加工技术质量方面较入贡前有了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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