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 |
 |
时间：2009-7-24 13:53:08 来源：不详
|
|
|
据各茶区产茶多少和质量高低，把唐代茶叶分为"以多为贵"和"少而精者"两类。根据他的划分，蜀地新安茶、饶州浮梁茶等以多名世，而长江下游产茶区则全属"少而精"类。其实，杨氏的这一划分并不能使人信服。仅从张途对祁门一地的记载来看，祁门茶不仅在质量上为浮梁诸茶所不能望其项背，就是在业茶之众、植茶之广、产量之多方面，也丝毫不逊于饶州浮梁，"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余茶者七、八"，足资证明。
在唐代，饶州浮梁茶有"商货"之称，说明它是一种以产量多、销量广而著称于世的茶叶。杨晔称"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这足以说明浮梁茶的产量之多。据《元和郡县志》卷28载，浮梁 "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当时的山泽之利（矿冶税），"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18] ，说明唐后期的浮梁县的确是首冠全国的茶税大县。那么与之毗邻的祁门、婺源二县情况又怎样呢？关于二县的茶叶年产量及税茶数，由于史无明载，故其具体情况难以详知，不过从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的某些记载中，我们也可窥其大概。该文载
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平、千越，悉出厥利，总而管榷，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都制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全唐文》卷871）
在"茶货实多"上，刘津把婺源、祁门与饶州浮梁县并列，说明这二县的茶产量并不逊于浮梁。升婺源为都制置，并在此设税茶机构负责管理四县茶税，说明婺源每年的税茶额当不少于浮梁。因为税茶机构所在地，一般而言当是茶税收入较多之地，婺源之所以升为都制置，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兵甲且众"，更主要的是这里"茶货实多"、"户口甚殷"、"素是奥区"之故。换言之，婺源政治地位的上升与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大致是同步的。据此我们推测，唐后期婺源的税茶额可能多于浮梁，祁门大致与浮梁相当。如果这种推测和分析还大致可信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歙州婺源、祁门与饶州浮梁在唐后期，同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税茶大县。
其二，祁门、婺源一带已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茶叶生产种植区，已出现了以种茶为生、仰茶为生的专业种植户--茶农。祁门、婺源县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环境宜于种茶，却不适于植稻，因此这里的人民即山树茶，以此为生，这表明两地的茶叶种植基本上和粮食生产分开，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据唐人张途记载，祁门一县是有五千四百余户，却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从事茶叶生产。即是说，这里已有四千户左右的种茶专业户。一户若以六口计[19] ，即有二万四千多人在从事专门的茶叶种植和茶叶生产制作。在唐代，以植茶为生的并不限于歙州的祁门、婺源二县。事实上，至迟在中唐以后，长江下游产茶区的农户"作业多仰于茗茶"。唐文宗大和年间，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生"[20] 。开成五年（840年）十月，盐铁司上奏亦称："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21] 。可见，中唐以后，在长江下游重要的产茶区内，至少有一部分地区已开始了茶叶的专业化生产，而这种现象只不过在歙州的祁门、婺源二县表现得尤为明显罢了。随着茶区专业茶农的日渐增多，在唐代户籍中又增添了"园户"这一新名称，这无疑是专业化茶叶种植区形成的反映。
其三，随着茶叶专门化种植区的形成，祁门、婺源一带的茶叶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茶叶是唐代新兴的一项大宗商品，说它是商品，是因为茶农生产它，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投放市场出售交换。这样，茶叶生产与市场交换自然便联系了起来。这种为市场交换需要，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必然会推动茶叶贸易的发展。所以，每到出茶时节，以求利为目的茶商们不远千里，不畏艰辛，络绎不绝地前往茶区购茶。这势必会在产茶区一带形成以交换茶叶为中心的地方市场。湖、常两州交界的水口草市，就是这样一个因交换茶叶而形成的地方集市。在文献中，祁门、婺源茶区虽无这样的地方交换市场的直接记载，但从"每岁二、三月，（商人）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婺源）的记载来看，这里已形成了茶叶交易市场当属无疑。茶叶贸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区，一下子变成了热闹非凡之地，这对山区地带的经济开发，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的。
商人"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说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购茶叶的情况。其实，祁门、婺源一带本地茶商贩茶至他方者，也为数不少。茶农既以种茶为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