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征收两倍的军赋看，这种解释也同样有误。如前所述，在一家有三男分异的情况下，国家将得到三倍田租的收益。但这还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根据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秦国军赋就是户赋：

    军赋，就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秦律》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如果隐瞒户口，逃避户赋，就成为“匿户”，要严加惩罚。^[9][9]

因而国家还应当得到三倍军赋的收益。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那些分家的农户须交纳相当于原来三倍的军赋和田租。而按照征收两倍的军赋说，国家将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军赋份额，乃至还完全放弃了田租的收益，这又怎么能体现出罚赋的作用呢？

至于说征收两倍的口赋，那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且不说当时如何征收口赋，就是仅从国家至少应得到两倍的田租与军赋看，由于口赋的征收最初当不会太重，这种加倍征收的口赋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补偿和处罚。更何况，古今学人多认为商鞅征收口赋是“舍地而税人”，所谓“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其后遂舍地而税人”[10][10]。如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分不分家也并无必要。一则由于存在明显的漏洞，可以逃避至少两倍的田租和军赋，那些成年男子即使没有分异，在经济上也不会有多大损失。二则得大于失，一些家庭虽然人口较多，要承担因此多达一倍的口赋，但由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在经济上肯定会得到补偿，甚至还可能占到便宜。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据《汉书·贾谊传》载，当时秦人也确曾必须分家。所谓“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足见罚赋不仅苛重，而且严密，根本不可能出现以上所说的“漏洞”。这就充分说明，其内容绝不是加倍征收口赋。

    那么，究竟应如何理解罚赋的内涵呢？我们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这种罚赋原本就不是仅指某一种具体赋敛，而应当是包括当时秦人家庭所有的赋税形式。换句话说，所谓“倍其赋”，实际也就是要对不分异的农户，加倍征收他们的田租、刍稿、军赋或口赋及其他杂赋。正如钱剑夫先生所推测：

    商鞅变法，首即规定……有两个儿子的必须分居，成立两户人家，耕种两户土地。不然的话，就要加倍征纳田租，或且包括其他赋税。^[11][11]

因为只有这样重罚，才能真正做到令之必行，使秦人都非要分家不可。也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不至于对《分异令》的解释产生太大的偏差，也才能充分体现出罚赋的性质与苛重，以及商鞅对“不农之征必多”[12][12]的意图。

[1][1]《史记·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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