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军赋问题。上述认为“初为赋”不是“初为军赋”的理由也不无商榷之处。一则从《分异令》的规定看，在“初为赋”之前，秦国实际上已经有了按人口征收的赋。所谓“倍其赋”，即应当包括加倍征收的口赋。故如果说在“初为赋”前秦国“当早已形成了一套兵制”，不可能是“初为军赋”，那么根据同样理由，它也不可能是“初为口赋”。二则秦国虽早已形成了一套兵制，但军赋制度作为商鞅变法的一项改革，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重新确立和健全，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前所述，谯周即解释说：“初为军赋也。”徐仲舒先生也说：“秦国之赋应是按户征收之军赋，非计口出钱之口赋也。”[6][6]这又为什么不能说是“初为军赋”呢？

为了更加说明问题，有些学者还提出另一条理由来论证。例如：

    “初为赋”，其最大的可能性当是“口赋”。理由是自孝公十四年“初为赋”以后，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我们再未看见官方正式颁布过有关“口赋”的 规定。而秦代的口赋又确实存在。[7][7]

但是这条理由也仍然否定不了“初为田赋”或“初为军赋”的看法。因为在这一时期，我们同样未见官方有关田租与军赋的正式规定，而秦的田租和军赋也同样确实存在。

其实，要真正弄清“初为赋”的内涵，这个问题并不很难解决。关键就是不能过分拘泥于“赋”、“税”的区别。一般来说，赋、税的用途原有着比较严格的界定。《汉书·刑法志》云，殷周之时，“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且《食货志》说：“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库赐予之用；税给宗庙郊社百神之事，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足证赋、税的本义乃指军赋和田租。但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赋税制度都作了很大改革。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各种赋税都根据田亩来征收。如齐国曾“相地而衰征”[8][8]，鲁国“初税亩”[9][9]，郑国“作丘赋”[10][10]，秦国“初租禾”等。因而关于赋税、租赋的概念便开始逐渐混同。税可称“租”，亦可称“赋”；反过来说，赋亦可称“税”，且内涵明显扩大，并不仅仅限于军赋。如《春秋》哀公十二年载，鲁国“用田赋”，古今史家虽聚讼纷纭，但也大多认为，其中当既有加重田租的目的，又有厚敛军赋的意图。再如《墨子·辞过篇》说：“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也是把“租税”作为赋税的统称。还有《韩非子·显学》，“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淮南子·汜论训》，“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都说明“赋”的内涵已明显扩大。所以到了汉代，赋、税的概念即更加混同，前者甚至演变成各种征敛的统称。如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十“晋平公……赋敛无已，收太半而藏之台”，东汉许慎《说文·贝部》“赋，敛也”，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

不过，即使是在汉代，也仍有不少学者相当严格地使用赋、税的概念。班固就是一例。但这却至多说明他们的表述尚保留着赋、税的本义，并不足以推翻其他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初为赋”的内涵，主要还应当考虑司马迁的语言表述与习惯。也就是说，无论别人曾如何解释，只要弄清他对赋、税有没有严格区分，实际就可以认定“初为赋”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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