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子孙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
　

上疏中做“子孙既立”处，《魏书·李安世传》则做“三长既立”。文中提到“事涉数世”，后面又说“事已历远”、“年载稍久”，均强调州郡民离乡时间长久，若做“子孙既立”，既将上文的“数世”具体化，也与前后说法呼应，意思衔接。若做“三长既立”，不仅与上句文意相隔，显得突兀，也与前后数句的内容不符。单就文意言，做“子孙既立”为胜。
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以为李安世上疏中的“三长既立”应从《册府元龟》改为“子孙既立”，如此，“太和十年说”在文献上的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
　　还有学者提出从理论上讲，行均田应晚于立三长，因而不相信《魏书》的说法。对此，堀敏一与魏明孔的解释近是。他们认为在实行均田的过程中发现大量户口不实，转而着手立三长，整齐户口。故先行均田，后立三长。

二“分置州郡”所见初立三长的成效

　　北魏太和十年立三长，朝廷曾派官员赴州郡定户籍。[10]效果如何，史书缺乏明确记载，周一良先生曾根据青齐地区数郡户口的变化探讨过这个问题。[11]周先生用以比较的户口数一是《宋书•州郡志》所载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的数字，一是《魏书•地形志》所录东魏武定年间（公元543-549年）的统计；结果是八十年后户口激增。户口的增加不能说没有立三长的部分功劳，但亦难以排除自然增长。这样两组数据时间相距较远，用来分析三长制的实效终属间接。《魏书•地形志》中则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直接材料。该志较详细地记录了北魏与东魏时州郡县设置变动的情况，其中北魏太和十年至十四年间州郡县变动频繁，这些变动与立三长校核户口关系密切。两者的联系最早由高敏先生揭示，并略加推论[12]，极有眼光。可惜他的研究不够细致、深入，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与余地。何德章在对孝文帝州郡改革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两者的联系，不过他侧重于镇戍改革，这个问题谈得不多。[13]
　　“分置州郡”之说出自《南齐书•魏虏传》。该传在记述立三长后说“（永明）四年（公元486年），造户籍，分置州郡”，随后举出了北魏38州（实为37州）的名称。《通鉴》卷一三六“齐永明四年”也有类似的记载，云 “是岁，……（魏）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胡注详列各州名称，并指出哪些州为当时新置。[14]
　　“分置州郡”作为北魏朝廷的重要举措，除《地形志》中记载了分置的具体情况外，《魏书》纪传中未提及，个中原委，不得而知。《高祖纪下》只在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十一月说道“议定州郡县官依户给俸”，从《魏书·李冲传》看，朝廷在讨论“三长制”时阻力很大，实施起来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当时出台这一措施的背景可能正是初立三长，推行不力，借此调动刺史守令检括苞荫民户的积极性。此举初见成效，搜出不少荫户，故有太和十年，特别是十一年数年以后频繁的郡县分置、复置，形成“分置州郡”的局面。分置的具体情况，徐文范、高敏曾作过归纳、统计[15]，但都存在问题，这里重新加以整理，制成下表：
             表1；北魏太和十——十四年州郡县变动统计[16]

复置（原有，后废）

新置（含分旧县置）

改置（改名、改隶属、升级）

废罢

小计

太和十年（486年）

驴夷（肆州永安郡）经县（相州广宗郡）[17]

龙城（枹罕镇临洮郡）

置3县

太和十一年（487年）

平阳、临汾（东雍州平阳郡）、卷（北豫州荥阳郡）、阳槃、蓝田（雍州京兆郡）、汾阴（泰州北乡郡）[18]、阳阿（秦州略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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