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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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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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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交互运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发展经济，也赢得了积蓄力量的空间，为此后汉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了必要的准备。
[1] 《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2] 《汉书》卷二四 《食货志上》。
[3]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4]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5]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二
通过汉初几十年的积蓄，至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朽不可食”。[1]同时，封国势力相继削弱，内患得到消除，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稳定，汉王朝的综合国力空前强大。所有这些，都为消极防御转入主动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光二年(前133年) ，武帝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如何?”[2]此后又多次诏曰：“夷蛮无义，所以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今中国统一，北地未安，朕甚悼之。”[3]还说：“汉家诸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4]汉武帝的战略反攻思想，本来在这些诏令中已说得很清楚，但这一决策思想的提出，并末使所有的大臣一时都能接受。于是在臣僚中出现了“主战”与“言和”之间的激烈争论。
大行王恢力主反击匈奴。他说：“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5]
但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主张“和亲”，认为不击匈奴为便。他说：“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臣闻高皇帝尝困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一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又云：“且匈奴，轻疾悍极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6]
由此可见，在对匈奴的和、战问题上，建元末、元光初年间，大臣们的思想交锋相当激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由于双方对战争本身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所致。“主战”的王恢，从维护华夏主权的利益出发，充分肯定战争的意义。“言和”的韩安国，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则完全不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衡量以上两种观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支持了王恢的建议，最终确定了“主力伐胡，开拓边疆”的战略思想和重大决策。
为贯彻主力伐胡的战略决策，汉武帝首先对匈奴组织了多次反攻战。作战的正面战场，东起辽东右北平，沿长城，西至天山车师；纵深从河套越阴山，直达大漠以北。从元光六年(前129年)至征和三年(前90年) ，前后延续近40 年之久。先后投入的兵力近百万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当时，重大的战略反攻达11 次以上，其中决定性的大战有三次：元朔二年(前127) ，派将军卫青率兵出云中以西，打败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元狩二年(前121年) ，派将军霍去病等从陇西出击，击败右贤王主力，横扫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年)由卫青、霍去病各率5 万骑兵，分道深入漠北，歼灭了匈奴的有生力量。从此，“匈奴远循，而漠南无王庭”。[7]
在主力伐胡的同时，汉武帝又大力从事边疆的开拓与开发，主要表现在：积极经营西域，征楼兰、伐大宛；派唐蒙通夜郎，开发西南；平定南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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