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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时间:2009-7-24 13:53:19  来源:不详
究对策时,皇甫嵩主张征用“乌桓兵”,邹靖主张募用“鲜卑兵”,而应劭则主张“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5]开往战场。这些人的主张虽然不同,但都认为要使用“夷兵”或“以夷制夷”。
汉廷实行恩威兼施的边防策略由来已久。恩信招降与以夷制夷往往是交互运用的。史称:“其有不服,然后加讨”。[6]实际上,有时事先没施加恩信,也直接进行了讨伐,视不同情况而定。当时恩信招降的记载虽有不少,但以夷制夷、通过战争手段进行讨伐者仍然居多。由于打击边犯主要依靠战争,所以当时处理边事、加强对边境的防患方面,除了进一步健全有关的组织系统,如设置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以及推行军屯等外,还有如下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组建与增设营兵。所谓“营兵”是驻扎在军事要冲的长期屯兵。早在光武帝时设了“黎阳营”。明帝永平八年(65年)设置“度辽营”。[7]自和帝以降,又增设了五个营: (1)“象林营”。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 ,因日南、象林蛮夷反叛,故“初置象林将兵长史”。[8](2)“雍营”。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初置。史称:“京兆虎牙、扶风都尉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扶风都尉居雍县,故俗人称雍营焉。”[9](3)“渔阳营”。安帝建光元年(121年) ,当时因鲜卑侵扰居庸关、 菟等,故“初置渔阳营兵”, “置营兵千人”,屯于渔阳。[10] (4)“扶黎营”。据载:“元初二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复攻扶黎营,杀长吏”。[11]该营设在辽东。( 5)“西营兵”。顺帝永和五年(140年) ,西羌反叛,“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12]当时设置象林营是为备南蛮;设渔阳营、扶黎营是防备鲜卑;设雍营及西营兵乃主要是为了防御西羌。统治者增设这些营兵,目的很明确,主要是加强防御,奉命出征,打击来犯。例如和帝永元九年(97年)秋,陇西羌反,“遣执金吾刘尚行征西将军事,越骑校尉节乡侯赵世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及边胡兵三万骑,征西羌”。[13]安帝元初六年(119年)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14]延光元年(122年) ,“虔人种羌上郡胡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击破之”。[15]这些营兵,或直接配合中央军出征,或支援边郡地方兵出击,或与中央军、边郡地方军及夷兵等综合出击。诸多史实说明,自东汉中期后,随着西、北部边境矛盾的加剧,营兵作战的对象和地域范围扩大了,其任务也较前繁重得多,它兼及到幽、并、凉诸州的军事活动。东汉营兵作为征战部队,是举足轻重的边防武装力量,对巩固边防曾起了重要作用。
(二)大量使用属国兵。在文献中有时又称“属国骑”或“属国胡骑”。这是在属国都尉统辖下服属于汉廷的少数民族兵,它与一般泛指的“夷兵”在性质上不尽相同。东汉中期以后,属国远比西汉时多。除西汉原有的一些属国,如安定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张掖属国等外,自汉安帝以后,又增设了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张掖居延属国、辽东属国、酒泉属国、涿郡属国等。[16]这些属国,在都尉以下设有长史,专掌兵马,典武事。各属国拥有的兵员量不一,多者上万,少则数千。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当是数量较多的了。属国兵的任务,平时为汉王朝侦候、观察塞外敌情,招徕种人协助汉廷守边;每当边境有急,则协同汉军一道征战。例如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 上书:北虏呼衍王“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此上计也”。[17]顺帝永和二年( 137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白马羌,“斩首六百余级”。[18]当时的属国兵,在属国都尉的率领下,协同汉廷中央军共同出征打仗的事例甚多,不必赘举。由于属国兵善于骑射,了解胡俗,故在战争中往往能出奇制胜,成为汉廷边防武装力量的重要补充。
综上表明,东汉中后期实行恩信招降、以夷制夷的边防战略是比较普遍的。这在战略思想上是一个重大发展,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不仅减轻了编户齐民的兵役负担,避免远征之劳,解决了部分后勤转输困难,节省国家军费开支,而且有助于改变汉军的兵员结构,革新战术,弥补汉军的某些缺陷或不足。但汉廷大量使用“夷兵”,将兵役负担由内郡人民向夷民身上转移,也加剧了夷、汉间的矛盾,特别是“夷兵”难于约束,若处理不当,往往成为汉廷的对立面。因此,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善用之乃收其利;不善用之,则祸害亦深。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汉廷边兵来自召募,成分复杂,所谓“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19]加之,官无警备,没有巩固的边防,故酿成长期边患。这也就是王符在《潜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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