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城区市场的建置和管理 |
 |
时间：2009-7-24 13:53:25 来源：不详
|
|
|
商贾货物买卖贸易之事。”张衡《西京赋》云：“郭开九市，通圜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由此说明市楼是多层建筑物。市场官吏在其上，能俯察百隧、了解商贾的买卖活动。据考古发现，在新繁县出土的画像砖上，市区中央耸立有多层的市楼一座。广汉县和彭县出土的《市井》画砖上，也有市楼的形象，其上并刻有隶书题记“市偻（楼）”二字。一般市楼上均悬有鼓。大概当时以“击鼓令市”，代替了先秦“立旗以当市”之制。
除上述之外，汉代市场的其他建设，如供水、卫生、市容等方面，也和整个城市的建设一样，得到了同步发展。从一些零散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当时对城市的供水问题非常重视。在居民住宅区和市区普遍凿有水井。《后汉书·刘宠传》注
引《风俗通》云：“俗说市井者，言至有所鬻卖，当先于井上洗濯，乃到市也。”
又于考古发掘中，许多城市遗址如洛阳、寿县等地皆有水井[3]，以保证市民的用水问题。
当时为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市区普遍注意种植树木。不仅在城郊苑囿中，有成片的天然绿林，而且在城市内外的大道两旁也栽有树木，所谓“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4]。王莽时期还规定：“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5]明确要求市民在住宅附近必须种树，不然则要“出三夫之布”，受到惩罚。说明注意市容建设，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再者，体现城市风貌的卫生问题，当时也较重视。早在战国时期，秦就规定：“刑弃灰于道”者。不允许随便将“灰”抛弃在道路上，否则要判之以“刑”[6]。到了汉代，为使道路减少灰尘污染，还采取措施洒水降尘。如东汉灵帝时，“令毕岚……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之费”[7]。当时，长安“九市”，“八街九陌”[8]；“洛阳二十四街”[9]，至少有“三市”，若皆如此，工作量是很大的。又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记载，汉代城市街道的两旁开有“沟”，使“街衢之旁通水者也”[10]。其时的下水管道多系陶制，逐节串连贯通，以供排泄污水之用。可见，当时城市的排水系统已相当完备。
大量史实表明，秦汉时期的城市及其市场，不仅有规划，合理布局，而且随着科技发展，其建设水平也有提高。
[1] 参见刘志远：《汉代市井考》，《文物》1973年第3期。
[2]《汉书》卷67《梅福传》。
[3]《1955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1956年4月；《秦县东门外发现西汉水井及西晋墓》，《文物》1963年第7期。
[4]《后汉书》志第28《百官五》。
[5]《汉书》卷24《食货志》。
[6]《史记》卷87《李斯列传》。
[7]《后汉书》卷78《张让传》。
[8]《三辅黄图》卷2。
[9] 蔡 质：《汉仪》。
[10]《汉书》卷66《刘屈氂传》及师古注。
（三）市吏的设置和市场管理制度
秦汉时期，在城区市场中设有专门的市署，即管理机构和吏员。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市场吏员中，有市令、长、丞、市吏、市啬夫、市掾等，具体负责市场的管理事务。
有关市令、长、丞，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中常见。据载：春秋时期，“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悦。市令言之相，相言之王”[1]。而齐惠王或齐哀王时，则有“临菑市丞”的封泥[2]。于此说明“市令”、“市丞”早已有之。迄至秦汉，此类市官的设置，乃更为普遍。如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左冯翊属官……有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司马无怿在汉初曾任“汉市长”[3]。吴王濞时有“广陵市长”[4]。王莽时期，“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5]。东汉恢复市令、长之名。两汉之时，有关市令、长的实例多有。据记载：
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杰交，王莽以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6]
光武以祭遵为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杀之。[7]
此外，《封泥汇编》中，还有“定阳市丞”、“常安东市令”、“宛邑市丞”等封泥。汉之令、长，沿袭前制，大县置“令”，小县置“长”，故于“市”也然。长安东西市的规模特别大，故设“市令”主之。其它“都会”市场，一般则以“市长”主之，此为通制。
在城区市场中，除设市令、长、丞者外，还有所谓的“市吏”或市掾、市啬夫等。市吏，在简牍及文献中屡有出现。《银雀山汉简“市法”》载：“非市吏有职于肆列间……”即市吏以外人员不得任意干预市的事务。《居延汉简》也有市吏的记载：
伐胡卒杨熹 责囗囗布囗一领直千八十……已得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