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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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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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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册府元龟》卷四八九《邦计部》，晋惠帝永平元年称户调绵绢，东晋宋并言租布，齐并言租调或租布，梁时亦并盲租赋。《宋书》卷二《武帝纪》有租税调役之名，同书卷九《后废帝纪》有课调之名。名词很多，仍可分辨清楚。
② 《册府元龟》卷五一0《邦计部》。资赋征缣帛，此为最早记载。
③ 《东汉会要》卷三一《算赋·口赋·更赋》。
④ 《后汉书》卷六九《刘平列传》、同书卷六三《郑弘列传》。
⑤ 《方言》“平均赋也，燕之北鄙，东齐北郊，凡相赋敛渭之平均”，《方言疏证》七，“案《广雅》平均赋也，本此”。这里表示量资为赋的意思在内，故后人多释为“评量”、“平均”，反映赋税征收的一些实际情况。
⑥ 《晋书》卷七0《刘超传》。
足以充限者，督令洗毕”①。南齐时，“围桑品屋，以准资课，致令斩树发屋，以充重赋”②。南齐明武建武四年，“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③。很显然，计资征调，已成定制，如是户调亦得称为“资税”、“资赋”，更有简称为“资”的，《晋书》卷一0四《石勒载记上》：“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这个赀也就是调，含义非常明确，一点也不含混，值得我们重视④。
曹魏户调的平均指标，非常繁重，它把后汉一切赋的内容包括进去了。绢一匹按一般低的价格为四百文，两匹八百文，绵一斤价为绢一匹的三分之一，两斤为二百七十文，两共一千。七十文⑤。如果说汉文帝时“民赋四十”，汉武帝时“民赋数百”，那么曹魏时“民赋一千”，增加的趋向是明显的。再从租与赋的比重来看，汉文帝时民赋四十，租占一百文，赋占八十文⑥，租与赋为3：2；曹魏时，租粟价增作四百，赋已一千，租与赋已为1：2．5，租与赋比重的变化，赋益居于重要地位，户调把算赋、口钱、更赋、资赋等合一征收，已很繁重，原令“他不得擅兴发”，是不可再增加的，也即户调之外不可能再征资赋。当然鱼盐竹木等关市之征以及所谓“牛肉小赋”等杂征，一般不在调赋范围之内，自当别论。至于赋调合一征收后，不久会巧立名目，以致调外有调，那必然会产生，封建财政经常的利用这个办法来加重赋税，容在后面予以论述。
曹魏的户调绵绢，是与封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秦汉以来，封建政治经济领域的扩大较为迅速，而其发展仍极为不平衡。原来关洛一带经济比较发展，随后益州、扬州、冀州、青州等地也跟上来，这些地区的城镇及其交通便利地方，一般通行着货币交换，前汉赋征货币，主要在这些区域。但北方边疆许多地区和南方岭南、黔中等地，经济比较落后，许多地区钱不通行，就是在经济比较发展的关洛，穷乡僻壤，钱也是稀少的，因而实物交换，在汉整个统治范围内，占有很大的比重，自然经济在封建前期的发展，往往都是如此。前汉晁错建言“贵五谷而贱金玉”，认为入粟多则“民赋少”，是基于这种自然经济而言的⑦。贡禹更主张停止铸钱，“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⑧。又当时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都主张“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同是反映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议论⑨。后汉时，货币不足以流通，往往发生钱重物轻的现象，而赋征货币，“富商大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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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
② 《南齐书》卷四○《萧子良传》。
③ 《南齐书》卷六《明帝纪》。
④ 按《陈书一·宣帝纪》太建九年，出现租调、租田米粟夏调绵绢、赀绢等名词，又有租赋的说法，赀绢恐即调绢，从上文年限之不同、赋税之类别可以看出，正如《南齐书四·萧子良传》资课和赋相连，而《晋书·石勒载记》以赀为调，名称不一，实际是一回事。
⑤ 实际绢价，尚不止此，一般为500～1000文，这里暂以最低价计算，更能说明问题。
⑥ 孝文民赋四十，王侯收赋，恐不会按比例递减，这里仍作八十文计算，即算赋全归王侯，或大部分归王侯。均不确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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