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
 |
时间：2009-7-24 13:53:28 来源：不详
|
|
|
清人秦蕙田说：“世禄不绝，则宗无削夺。”①世禄不存，宗法氏族也就被扫除了。这不仅是贵族组织的变迁，并且使整个社会家庭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宗法氏族渐让位于即将形成的封建家族制，集体大家庭亦为新兴的个体直系小家庭所取代。顾炎武对春秋战国之际风俗剧变叹息说：“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②战国时，旧宗法族类离析，宗子败落，非但无收族之力，而且自身也难以为养．成书于战国的《管子·问篇》开列的社会调查项目，充分反映了这个社会现实：“问宗子之收昆弟，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一一宗子或可勉强收族，或竟贫到依附他人，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一一族已离散，贫无可依，莫明其何族之人，血缘纽带已崩解断裂；“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一一父母已无力控制家庭成员，昔日宗子大家长的盛气已烟消云散。
秦在商鞅变法前，宗法制的残余，与宗法有密切联系的旧家庭制度的残余，奴主父家长的支配权均较多的存在着，社会家庭风俗还比较原始落后，直系小家庭虽然存在，但是并未真正独立，也未分析到最小限度，这就是商鞅变法改革家庭制度所面．临的社会家庭背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五礼通考·嘉礼·饮食礼》。
② 《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
二、商鞅变法后秦的社会家庭政策
(一)分异法与推行最小型家庭制度
在宗法制度下，“昆弟之义无分”①。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对家庭制度严厉推行分户析居的改革政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②，把家庭单位强令分析到最细小程度，这是对宗法制度的彻底否定。
秦的分户政策自商鞅变法开其端，直至秦末，贯彻始终。这可由下述情况得以证实。首先，秦的名籍一般都记有家庭成员的婚姻、长幼等情况。秦简《封诊式》“封守”条记一个士伍甲家，亲属共四口人，除甲夫妻外，没有已婚成年男子，有一大女子，还特注明“未有夫”。这说明秦子辈成年尤其已婚大抵是要出分另立门户的。《封诊式》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从特别注明“同里”，可知父子有不同里者。“同里”是指父子在最基层行政编组中的关系，但是同里并不等于同家，父与成年男子分居，都以户主身份列名国版。其次，出土秦律“同居”概念尤值得注意。《汉书·惠帝纪》注云：“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也就是说，父母及妻子最近层直系亲属皆不可谓“同居”；兄弟及兄弟之子等旁系间，若现同居共财业者则可称为“同居”。而秦简所谓“与同居”、“父子同居”，皆系表示共同生活的财产关系。秦律既称“父子同居”，可见把父子也列为同居关系，这是秦汉“同居”概念的最大不同点。这反映出秦取最小型家庭形态，至汉小家庭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在秦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下，父子关系比汉较为疏远，重财产生活关系而不重血统。再次，秦简《日书》云：“离日……唯利以分异。”对分异规定有可供选择的良辰吉日，这是因为分异乃当时社会习见之事，所以才成为日者们研究的对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仪礼·丧服》传。
② 《史记·商君列传》。
汉初仍袭秦分异之风。贾谊说：“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人汉，“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其甚者杀父兄矣”①。《汉书·地理志》云：“河内好生分。”社会上层也流行分异之事，陆贾分财五男事可证。汉初父子分异虽是承秦而来的一种自然社会趋势，但是政府已不加提倡。汉惠帝令“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②。在社会上也产生了非难分异的论调，贾谊便是代表人物。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家庭组织有扩大的趋势，自先秦传下来的旧宗族残余势力也乘机复燃。至汉武时，也只是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而强令徙强宗大姓，不得聚族而居，并未涉及小家庭的细分问题。自昭、宣而后，尤其是元、成以降，似以提倡同居共财，封建大家族制已渐形成。东汉则大力宣扬并鼓励数代同居共财。应劭以为“凡同居，上也”③，“察孝廉，父别居”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