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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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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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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亦即在不拆散父家长大家庭的前提下去讲“别”；而秦则是首先要在拆散父家长大家庭、分户异居的前提下实现“父子有别”、“男女有别”。孔儒顶多算是改良，而商君此法则可称之为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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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国策·秦策三》。
(三)对旧式大家庭的打击政策
战国是一个消灭宗法宗族大家庭的时代。各国都在作此运动，而秦最为彻底。赵左师触詟指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便无以自托，无论什么了不起的封君也不能长久传诸子孙，“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①，这是当时天下的大潮流。秦自商鞅变法始，对旧宗法宗族大家庭及其势力尤其奉行彻底分解与打击政策。这个政策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推行军功爵制，尊赏功劳，以剥掉贵族世袭特权。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明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②原来贵族子孙可自于宗族宗子吃宗饭，今则无功劳便不能享有任何权利。以秦国君宗室而论，原来“属籍”的标准是以与君之血缘而定，今则无军功便攀不上半点关系。这是对公(王)族宗室家庭制度的重大改革。军功爵制度的政治作用常为人所道，而其在社会家庭制度方面所引起的巨大变革则鲜为人称。毫无疑问，它既可以切除一切旧宗法世袭传统势力之家存在的根子，又可抑制新的宗族集团的发生，使庶民个体小家庭有机会崛起。把原来的“致邑立宗”使之收族制，改为以军功家次名田(包括宅)制。秦爵得之有途，失之亦易，家次多变，政治迁转如过眼河山，任何人也不能靠血缘宗族关系长保富贵禄位。自商鞅变法后，秦政权内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掣肘王权的宗族集团，其原因亦在于此。总之，新的军功爵制不仅改变了家庭内部关系，也使家庭外部形态改观，促使旧家庭形态分解，封建新家庭制度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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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国策·赵策四》。
② 《史记·商君列传》。
2．实行中央、郡县官僚制和赐爵食邑(户)制，挖掉了旧宗法宗族大家庭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废封建，为郡县；改世官，为流官；除世禄，为官俸。这是战国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趋势。秦尤其较为彻底地取消封邑领主制而代之以郡县(商鞅变法时，只设县级，后又增设郡级)及官僚制，秦始皇对诸子功臣亦不予“尺土之封”①。秦自商鞅变法后又实行普遍土地国有制及立户授田制，这就使土地不易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其结果势必使旧宗离散为单个小家，视其宗几等于路人，新宗也无法形成。因为家次高者也不过成为以直系近亲属为主干家庭的大土地占有主，其经济收入除自费开支外，并无收族、聚族以养活众族人之力。
战国、秦仍有列侯封君，但其比之春秋时的领主，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封建”性的封君。这种封君徒有其名，而实无领地、领民之权，只食邑(户)租税之人，因而无立宗收族之基地。一般说来，难得世袭，多及身而灭。尤其在秦，“未尝见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②。封君一般没有自己的军队。卫鞅封邑有少量“邑兵”，这是秦早期现象，后不存此制。秦王政时，嫪毐封为长信侯，又更为“毐国”，但作乱时，却只靠“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从事。足见虽有毒国却无一兵一卒为其所有，不像春秋时的封邑宗族长们拥有自己的族众徒属，或可从事于宗族集团间的火并，或可参与争权夺利的政争。
秦对宗室贵戚也曾给予封邑。昭王母舅魏冉封为穰侯，擅权一时，而遭范雎一言之讥，竟免相就封，死于陶邑，秦复收陶为郡。司马迁叹曰：“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③又如，白起功高，封为武安君。然而昭王一怒，便免为士伍，逼其自杀，最终也只不过使秦人怜之。可见秦之封君皆不是以宗族和宗子身份而是以个人名义仕于王庭，并无任何宗党可资依托，故一旦削爵免官则为匹夫，毫无抵抗之力，这是宗族势力不复存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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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 《史记·李斯列传》。
③ 《史记·樱侯列传》。
3.刑无等级的法治原则。《商君书·赏刑篇》：“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秦废八议之制，无后之“议亲”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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