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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汉的户籍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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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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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纯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从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斯下世人主一切愆也。①
以往学者，多据“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之言，认为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大发展，豪强地主控制着大量的依附农民。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准确，原因是缺乏对这条史料的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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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49页。
下面对这条史料作一分析：1．徒附的身份。李贤注：“徒，众也。附，亲也。”依李贤注，则徒附似为豪强的宗族宾客。即使徒附是豪强的宗族宾客，笔者仍倾向于认为徒附就是汉代户等中的下户贫民。2．徒附的户籍。据“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之语，明确表明依附民和豪强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所谓“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表明二者的区别主要是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即如崔寔《政论》中所言上家豪富与下户贫民的区别一样。3．这条史料的主旨和可信性。上面所引史料出自《昌言·理乱篇》，而《理乱篇》的中心思想是论王朝的兴迭、政权的变迁。这条史料围绕这一主旨，极力批判王朝末世是非颠倒、贤愚不分的黑暗现实。所谓“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都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为了进一步揭露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乱世情况，便极力夸大这些“小人”、“好人”，也就是“豪人”的财富权势，并指出这种财富不是正当途径得来的，而是依靠智诈，巧取豪夺得来的。据此，笔者分析，这里所说的豪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云云，显然有故意夸大的成分。这种夸大，和“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等语一样，都是一种文学性的描述，有不实的成分。而且这种描述含有理想化的虚拟成分，“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一句，即是明证。对于这样的材料，我们不能理解得太实。4．这条史料所反映的时代。据《后汉书·仲长统传》：“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则仲长统生于公元180年，卒于公元220年，正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代。因此这条史料所反映的“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情况，应是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一种反映。有的论著，根据这条史料，认为整个东汉时期豪强势力都很强大，依附民众多，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东汉前期在刘秀“度田”成功的基础上，豪强势力是得到了抑制的。①只是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败坏，才使豪强势力逐渐发展。
总之，这条史料是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一种反映，但明显有夸大成分。有学者据此史料，认为东汉时期隐漏人口很多，户口统计不真实，则是对这条材料时代性和真实性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东汉前期、中期户口统计基本上是真实的。②只是到了东汉的后期，即桓灵之际到曹丕代汉的50年间，因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的动荡，中央集权的衰落，才使大批下户贫民投奔到豪强地主的田庄里。仲长统《昌言》反映的应是这一时期的情况。
又，徐幹《中论·民数》载：“迨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競生，伪端并作矣。”③则明言“户口漏于国版”，是“乱君之为政也”的结果。徐幹所言的时代也是东汉末年。这时王室大坏、割据纷起，户口隐漏严重。这再次提示我们，东汉户口隐漏是有时代性的，并非整个东汉时期都是如此。
从以上两条史料的分析看，东汉的依附民应为汉代户等中的下户贫民，他们尽管在经济上依附于大家豪族，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民”，是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依附民的增多，应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并非整个东汉时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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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统观点认为刘秀“度田”失败了。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秀“度田”没有失败，而是成功了。分见：孟素卿《谈谈东汉初年的度田骚动》，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曹金华《试论刘秀“度田”》， 《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曹金华《有关刘秀“度田”中民变事件的镇压方式问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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