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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财政集权的演变与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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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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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户部》载：
度支郎中、员外郎，掌支度国用、租赋少多之数，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路之利，每岁计其所出而支其所用。……皆料其远近、时月、众寡、好恶，而统其务焉。……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以《长行旨》为准。
原注又云：
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县破用、见在数申金部、度支、仓部勘会。开元二十四年敕：以每年租耗杂支，轻重不类，令户部修《长行旨条》五卷，诸州刺史、县令改替日，并令递相交付者。省司每年但据应支物数进画颁行，附驿递送。其支配处分，并依旨文为定，金部皆递覆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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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唐六典》卷三○《上州、中州、下州官吏》；《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另可参阅(唐)杜佑《通典》卷三三《职官一五·总论郡佐》。
② 参阅《唐六典》卷三○《京县、畿县、天下诸县官吏》。
据此可知，唐初中央各部及各军、州、县的财政收支实数，都须每年编造表册申报，由度支、金部、仓部等主管部门会同审查。开元二十四年(736)，朝廷颁发“长行旨条”五卷，将各项财政收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各军、州、县均得以此为准。这是唐代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的发轫。原则上，中央政府严格控制着制税权，地方上的税收都要上缴到中央，地方州县、边军每年所需的开支也得按户部所规定，由税收中留拨一部分充用。①此外，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各项财务收支，均须在明确规定的期限内送比部勾复审核。《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注文云：
其在京给用则月一申之；在外，二千里内季一申之，二千里外两季一申之，五千里外终岁一申之。
由此可见，唐初的财务稽核行政已相当的周密，各级财政机构必须按户部的指令行事，在籍帐制度、预算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的约束下，地方的一切收支项目，收支办法和开支标准都由中央统一制定，各项主要税收都要纳入国家预算，地方政府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权。这种“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形成了以中央户部为中枢的一元化、多层次的国家财政管理系统。中央政府便是以这一套严密的预算管理和收支审核体制，将地方财政紧密地控制着，这和当时全国统一，中央集权的局面是完全相适应的。
二、安史乱起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分配格局出现变化
在以尚书省户部为中枢的管理体制下，唐初各财政机构皆能长期有效地各司其职，发挥“上下相辖，无失遗”②的互制作用，为唐朝前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提供了稳固的财政后盾。可是，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一套严格的中央集权财政管理规范体系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形势使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分配格局顿起变化。至德元年(756)六月，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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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就载有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布、绢、绵、钱上缴中央和留州、供军的数字。
②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在安史叛军逼侵长安时慌忙出逃至剑州普安郡后，颁布《幸普安郡制》，由太子李亨率领各地节度使联兵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当时叛军占领了中原和关中等富庶地区，江南漕路隔绝，朝廷无法保证各地军队的供给。为了便于灵活和全面动员各路节度使的资源投入平叛战争，玄宗被迫将财权下放地方，特允各节度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①。然而，这种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对于拥兵自重的节度使来说，却无异于如虎添翼，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加强实力的大好机会，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机制相对被削弱了。
《旧唐书·地理志一》载：
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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