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征先生更是对顾先生用《说文解字》象形来揣测禹是条虫大为不满，批评顾先生不懂《说文解字》宜例[6]。连最疑古的钱玄同对顾先生对大禹的研究也不敢赞同，他在1923年5月25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先生据《说文》云‘从  ’，而想到‘  ’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7]

在众多证据确凿的反驳面前，在大禹问题上，顾先生只能很快承认自己研究的某些失误，“我原以为《楚词》上说‘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为降，也有上帝派下的意思；但看了‘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等句，觉得还不能算做理由。”[8]并不得不马上声明：“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9]但顾先生还是坚持大禹是神话人物，禹是神，大禹治水是神话故事。《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这篇长文对禹作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父鲧子启全出于伪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10]“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11] “禹为社”，“《大、小雅》皆宣王前后诗（我信西周初期的诗只有《周颂》），则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可知了。”[12]“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 [13]在《论禹治水故事书》中又说：“甲地的洪水与乙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两地同受此水患，所以故事流传所及，会得合成一物，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传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故。中原的人受了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了。”[14]“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15]

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在此后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巨大，《古史辨》第二册中就收入了当时的不少批评文字，其中一些对顾先生研究方法的批评颇中肯綮。王志刚先生以为“顾颉刚等且疑及神禹为古之怪兽，直使神州古史与神话同一荒唐。古籍昭然，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恐非易事。”[16]张荫麟先生批评“顾氏文中涉及尧舜禹事迹者”[17]，“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18]，“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凿空附会”[19]。傅斯年先生指出 “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20]以后再次指出“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21]

距第一册出版四年以后，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表态：“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22]

顾先生研究大禹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他早期众多古史研究同样使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顾先生并没有放弃。事实上，顾先生心中连“禹为动物”这个基本判断也并没有真正放弃。五十年代顾先生还在思考禹的神性，据研究，五十年代初期，顾先生在笔记中还在指出“禹之为虫，又得一证。”“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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