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有一次改道，在改道之前，黄河走的是南道，改道后走的是北道。《禹贡》导河部分记录的是黄河北道走向。《禹贡》：“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从荥泽至孟诸一线入海的河是黄河南流故道，这一线黄河在禹夏时当已近断流。大禹治水在这一线就进行阻水堙塞。大禹在荥泽阻水。《水经·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郦道元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水经注·济水》：“《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大禹还在今河南商丘东北的孟诸蓄水。朱鹤龄《禹贡长笺》卷7引黄度曰：“盖因窪下之势，导而行之，浅流覆被。”朱鹤龄曰：“当是禹时故迹。”孟豬、孟诸也就是明都，故新近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以陂明都之泽”而“涂州始可处”。《国语·周语中》“泽不陂”韦昭注：“陂，鄣也，古不窦泽，故鄣之。”《周语下》“陂唐”注：“畜水曰陂。”
战国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据战国时的地理状况想象禹夏时期黄河南流故道的存在状况，所以顾颉刚先生说《禹贡》是战国人根据当时的地理伪造的话是错误的。
六
运用古书资料研究历史，王国维曾明确指出，“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的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109]王国维先生所谓“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笔者以为可作进一步理论推进，使其上升而成为一条关于历史证据的基本原则：即在不能确切证明某文献资料所揭示的史实为假的情况下（“谁立论谁举证”），该文献资料不能作为“假”进行推论。或可简称为“非假推定”原则。
[1] 许冠三先生曾经有顾颉刚先生“始于疑终于信”的说法，认为顾先生的古史学在四十年代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笔者以为这是十分有见地的意见。本文讨论的是顾颉刚早年治学到《古史辨》七册编纂这一段时间中的古史研究方法。2004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上本文引起了比较激烈的讨论。会议期间，李学勤先生多次向笔者言及他所认识的晚年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笔者完全赞成李先生的观点，重视并高度评价顾颉刚先生在后期古史研究中实际态度和方法的变化以及由此取得的巨大成就。
[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1—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2。
[4]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3。
[5]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一册P83。
[6] 柳诒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以例》，《古史辨》第一册P217。
[7]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69。
[8]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6。
[9]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8。
[10]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9—p110。
[11]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1。
[12]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4。
[13]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27。
[14]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5]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6] 王志刚《古史稽疑契子》，《古史辨》第二册p302。
[17]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1。
[18]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3。
[19]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88。
[20] 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二册P11。
[21] 傅斯年《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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