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历史事实，包括文字、档案、书籍文献等在内的文字证据之外[99]，只要能确定其时间，并与历史事实或历史事实背景相关，考古、地理乃至于基本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地质、天文、气候、生物等各种资料，理论上也都可以用作证明历史事实的证据，由于这些资料之间及其与文字资料之间互为异质，笔者称之为异质资料，被用来证明历史事实的异质资料称为异质证据。当然，以文献（尤其是史书）为主的文字证据与各种异质证据相互参证证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十分复杂困难，基本技术规范还需要建立。但无疑，谨慎处理的异质资料能够互相协同，协同的异质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共同用来证明历史事实。如果来自各种异质资料的证据独立得出的结论惊人指向一致，那么只能认为被证明的就是这个历史事实。

上古史文献资料留存少，尤其是禹夏历史，文献资料“茫昧无稽”，有关夏史的历史纪录今天得见的只有周代及其以后的史书和各种其他性质文献中保存。因此，对于这些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的禹夏史实的证明非常困难，需要采用异质证据。

1959年，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确定河南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以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为夏人的活动中心“夏墟”，并对豫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100]。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豫西发现了大量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现在已经被认定全部属于夏文化，其中二里头一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880～前1730年之间[101]。许多文献上都有 “禹都阳城”的记载，考古发现证明，禹都阳城即是登封县告成镇西的王城岗城址[102]。告成镇北曾经发现春秋战国时的期“阳城”遗址，在城内外发掘的许多战国陶器上，印制有“阳城”和“阳城仓器”的篆体陶文戳记，表明东周时期的“阳城”就在登封告成。王城岗二期城址内木炭的14C测定年代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103]，证明这里就是禹都阳城。

考古证据之外，天文、地理、地质等资料中也都存在可以证明夏史的证据。

    我们举《禹贡》地理为例。据《禹贡》导河，黄河“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根据《伪孔传》、郑注、孔疏等研究，我们清楚黄河走向是至孟津、巩县、荥阳广武山[104]，然后转折向北过降水，从河南辉县继续北上，从河北平原入海。但是，《禹贡》又说：“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 荥波、孟豬与黄河又有什么关系呢？

黄河下游的改道，在春秋战国以后有过许多次，此前当也如此[105]。黄河下游改道入海，造成历史时期海岸线依然一步步继续向海推移。通过对当地海岸和河口堆积的深入研究，可有助于研究黄河到此入海的历史。据笔者所知，早在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对渤海湾西部河口堆积和海岸线进行了富有成就的研究[106]。八十年代，韩嘉谷先生利用贝壳堤、古文化遗址、地质和生物等资料，对《禹贡》下游河道进行了考察，明确论证古黄河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时间，证明《禹贡》河走河北平原入海的时间远远早于春秋时期[107]。此后，王青先生也多次撰文讨论黄河下游改道和大禹治水关系等问题[108]。

黄河多次改道，交替注入渤海和黄海，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的成陆过程与黄河改道关系密切，而且其沿海贝壳堤的发育也取决于黄河的南北改道。当黄河经河北平原入海时，渤海湾西岸因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而迅速淤涨，海岸不断外伸，不利于贝壳堤的生长。当黄河改走苏北平原入海后，渤海湾西岸因泥沙供量不足，海水强烈侵蚀海岸，细粒泥沙被海水带走，贝壳等粗粒物受海水顶托便富集于海水高潮位，由此形成贝壳堤。黄河往返改道，交替注入黄海、渤海，就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留下了多道贝壳堤遗迹。现在已经探明，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发现的多道贝壳堤有着较清楚的时间序列，14C 测定两地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基本上相互交叉，指明了黄河改道的大体时间。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 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正好和史书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时间相吻合。

由此可知，禹夏时期，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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