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倒并不在于顾先生是坚持或是放弃了“禹为动物”这一说，而在于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设依据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当时一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学者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一个问题”，而顾先生当时放弃“枝叶”保“本干”的解脱似乎也太过轻松。 

二

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疑古辨伪，一是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这两点不仅是顾先生对古史的基本态度；而且前者与后者相互联系，还直接构成顾先生处理资料研究古史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对自己古史研究的特点的形成有很清晰的认识。《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顾先生写了感情丰富的长篇《自序》，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经历和学术思想作了回顾。可以看出，在研究上古史并提出古史层累理论之前，顾先生的学术经历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做过前人疑古思潮的学术史整理工作。顾先生从小就对“历史的系统”有兴趣，“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晰的叙述。”[24]16岁时读《尚书》开始真正对古书和古史产生怀疑[25]，以后先后受章太炎[26]、康有为[27]影响，对照出古文经、今文经各自的不足，愈加强化了疑古思想，“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28]。1915年顾先生做了《清代著述考》[29]。到北大后，在胡适的引导下，开始研究姚际恒[30]、崔东壁[31]，并发起编辑《辨伪丛刊》[32]。另一个方向是做过民俗学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顾先生对于民俗学的浓厚兴趣也是幼年就培养的[33]，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 [34]。到北大后，沉迷戏剧而变成戏迷[35]，还经常从戏中产生一些民俗学的心得[36]。1918年，顾先生响应刘复等号召搜集歌谣[37]，又因胡适研究《水浒》故事的影响，以为“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办法。”[38]

顾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可以说就是疑古辨伪。

顾先生的疑古精神大胆勇猛。在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演后，顾先生“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当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 [39]1914年，“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瞭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为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40]在标点姚际恒《伪书考》时，“古今来伪造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账。”[41]读崔东壁，“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42]顾先生疑古的大胆，使他常敢说“预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这一类的话[43]。

顾先生因为疑古而开始辨伪，由一种读书的态度而终于进入到实在的学术研究工作。读了姚际恒、崔东壁等清人以及宋人郑樵等的辨伪著作后，顾先生的疑古更彻底了。1921年，顾先生在“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还讨论了“《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郑樵的事实。”[44]，结果“竟发现近代的史籍，近人的传记也莫不是和古书古史一样的糊涂；再看清代人的考证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考证的开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45]“因为辑集《诗辨妄》，所以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了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和《诗经》本文。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诗经》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我真大胆，我要把汉学和宋学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来。”[46]对于此时的顾先生言，“辨伪”就等于是“攻倒”、“推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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