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大禹治水，顾先生“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79]“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80]顾先生对古史“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81]，“不立一真，惟穷流变”[82]，不顾历史真实的存在；认为“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83]，也不相信存在有关于真实历史的纪录。顾先生认为晚近的古书关于历史史实的记载都是伪造的，《孟子》、《禹贡》都是战国时代的古书，所以它们记载的古史必定都是伪造。“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84]实际上，历史记载的时间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历史研究追寻的是过去事实的真相，不能简单以晚书或伪书托词。辨伪以存真为目的，因此是其有限度的，决不是完全不顾历史真实的彻底破坏、推翻。 

四

顾先生所从事的上古史研究有其非比寻常的特殊性，这就在于其资料的“茫昧无稽”。上古史尤其是夏代史的“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85]，“用了书本上的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唯一的材料呢。”[86]这一情形，陆懋德先生对顾颉刚先生的批评文字中也有比较平直的说明：“顾君就此点与其友人刘藜掞、胡堇人二君往返辨论，凡数万言，可谓极诙诡之能事矣。余独惜其至终未有结论，此皆因两方面所根据之材料均不出故纸堆中之旧文字故也。夫禹为历史前的人物，自不待言，而诸君所据以为辨论之材料，如《商颂》，《论语》，《说文》，又皆东周以后之纪载，岂能得其结果乎？”[87]

许多先生因为上古史料的这种困难而责难顾颉刚先生对考古资料的排斥，这种责难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理由是不公允的，尤其对传统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不习于使用考古新资料是可以理解的。完全限定在古文献范畴内同样可以进行古史研究。

问题在于古史的文献资料吉光片羽，而又性质不一、来源复杂，因此，对文献资料处理需十分的谨慎，尤其是必须对古书的性质和古书的成书情况有非常深入的认识。

记载禹的古书有《墨子》、《孟子》这样的子书（《孟子》宋代也被列入十三经），也有《诗经》、《楚辞》这样的诗歌，还有《尚书》、《左传》、《竹书纪年》这样的古史书，等等。

《墨子》、《孟子》等子书中有大量关于禹的记载，这些资料固然可能就是写书者叙述或转述的故事，但也同样可能是当时的历史知识的记录。如果这些内容在其他各种书尤其是完全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内容不相背离，那么更为可能的是这项内容是当时的历史知识；但即便该内容完全不见于不同资料来源的他书，我们也不能简单论定就是写书者叙述或转述的故事，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资料只能互相证真，很难互相否证，否证需要充分的旁证资料。诗歌中记载的情况同样如此。

《诗经》、《尚书》这些是儒家的经书，它们是孔子教书的教材，甚至被认为是孔子编定，在传统社会的知识思想中五经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五经在长期的知识传承中反复被研究而没有被否定，对于五经中记载的内容我们应该有特别的重视。顾颉刚先生对《诗经》“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88]，虽然宋代的朱熹、郑樵等人已有此做法，但这种大胆还是过于轻率。至于《尚书》，是上古档案文献的汇编，资料价值更是无可比拟。

史书的客观性、系统性、概要性的特点无可替代。中国有规范、严密、长期不间断传承的史官系统，史书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国之正事，极其谨慎规范，完全不可以自由无序的故事的传播相类比。正如胡堇人先生所指出：“古史官是世传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们因职务上关系，不能不尽法搜辑。况列国有史官，一国失传，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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