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历史真相而重故事变化，顾先生追求的原来不是特定的这个历史事实，而是后世关于这个“历史事实”的叙述的流变。由此我们明白顾先生对于姚际恒、崔东壁的不满。清代的这些辨伪书者尊重经书，相信经书较其他书的特别可信；他们有六经皆史的基本认知，认为经书所记载的史实的可靠。但在顾先生的眼中，“无论哪种高文典策”记载的古史都只当是故事看待。

顾先生并没有严格区分神话、传说、故事，但这些内容都可以说是民俗（folklore），与历史相区别。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遗迹留存成为史料。档案、史书等文献资料记录了历史的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历史研究通过史料研究追求史实的真相。史书以其客观性、系统性、概要性成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史书虽然也是叙述，但和故事完全不一样，是历史真实的客观纪录。

根据柳田国男的区分，历史在被用文字记录下之前，和传说一样全凭人的记忆，口耳相传。“当时的人也没有把传说与历史分别开来，区别对待”，“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史实抑或是传说，都是祖辈们遗留下来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所历，理应同等对待而无须区别。” [65]到了要用文字记载的年代，“人们非常审慎地甄别了浩瀚的材料，取舍严格，没有把什么都一古脑儿写进去”，记载“确属于前人十分重要的实历，而又无可置疑者”，“凡是经过后人明显修改的，都一律舍掉不予记载。” [66]口头流传的传说则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和历史远离，“不仅没有固定的叙述形式，而且它还越传越神，不断加码”，而与历史区别开来。[67]

至于故事，则从根本上就完全没有可信性[68]，故事的基本成分是普罗普说的功能[69]、邓迪斯说的母题[70]或者通常说的情节。正如普罗普所说，故事中“人物的功能是恒定不变的内容，而其余的部分都是可以变化的。”[71]故事流传除了母题（或功能、情节）外，其他任何内容都变动不居，变动不居的这些内容完全可以相互消解，这就显示了“民间故事的双重特征：它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又是统一样态的，千篇一律。”[72]

顾颉刚先生把古史看成是故事，古书所记录的古史就完全不被视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历史的真实从研究的初始已经被彻底否认。顾先生把不同来源的古史资料内容按照故事的情节合成编排，并标志以记录这些古史的古书的成书时间，历史也就只能是层累伪造。另一方面，不同来源资料记录的古史内容作为故事流传的不同版本自然可做互相消解，以记录古史的古书的成书时间来解释这种情形，古书也就全都成了伪书。连钱穆先生晚年都惊叹：“傥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73]由辨伪书再“引渡”回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辨伪，顾先生的疑古就必然走向对古史的全部推翻。“古人心中原无史实与神话的区别；到了汉以后始分了开来。”[74]“本来古代人对于真实的史迹反不及神话与传说的注意，所以古史中很多地方夹杂着这些话。”[75] 

三

顾颉刚先生以故事来看待古书记载的古史，他的大禹研究就是这种辨伪疑古研究方法的应用。

顾先生确认禹是神的身份和关于大禹古史的神话故事性质首先缺乏依据。“禹”作为名号不能做“说文解字”式分析；对于天帝命禹这样的说法古人习用，《诗经》中“维嵩降神，生甫及申”就是例证；说禹治水敷土，非神力莫能为，是不明所以的猜测之词；至于说禹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76]，更完全没有证明力。顾先生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所以确认禹是神的身份和关于大禹古史的神话故事性质是顾先生先验的认识。

顾先生根据他所认定的古书先后次序排队演绎古史内容，编出一部古人关于禹的造神史。“《周颂》三十一篇没有‘禹’的一字，那时人竟没有禹的伟大功绩的观念；一到穆王末年的《吕刑》，禹就出现了；到西周后期，社祀也举行了，《大、小雅》及《商、鲁颂》屡屡把禹提起，看得他在古史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了。这一点分别是何等显著！”[77]这里顾先生使用了中国古代两部经典文献《诗经》和《尚书》的资料。《诗经》、《尚书》性质不同、资料来源（包括汇编的《尚书》和《诗》内部的各篇章）也不同，因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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