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从事古史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前人辨伪书工作的继续。在《古史辨》第一册初编之时，钱玄同就曾认为此书题名不合适，但顾先生未作改动，在致钱氏信中说：“我所以不换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凡收入此编者，其目光皆在于古史。(1925.9.18）”[47]胡适先生在介绍《古史辨》时这样说：“因为这个原故（指标点《古今伪书考》），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画。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48]

顾先生认定自己辨伪书之目的在于古史。“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49]具体地，顾先生还为自己订立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也就是作《伪史源》、《伪史例》、《伪史对鞫》[50]。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先生多次谈到辨伪书和辨伪史，明确道出自己的研究路径是通过辨伪书来辨伪史。“我能做的辨伪事情不过两种：（1）考书籍的源流，（2）考史事的真伪。但最要紧的事乃是‘考书里的文法’；这件事如果能够弄清楚了，那么，‘书的真伪’和‘作伪的时代’便不难随看随剖析了。”[51]“这《辨伪丛刊》分为两类：一是辨伪事，二是辨伪书。……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52]“从前常以战国横议，趁口乱道古事，造成了许多‘伪事’；现在想想，战国时不但随便编造‘伪事’，而且已在著作‘伪书’了。”[53]我很想把古史分析开来，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记事以着书之时代为次，看他如何渐渐的转变，如何渐渐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记了，使得作伪之迹无可遁形。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54]“他（崔述）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稳妥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55]

至于具体如何辨伪，如何由辨伪书“引渡”到辨伪史，顾先生在姚际恒、崔东壁之外，有了自己的大发明，这个发明就是他从看戏和民俗学研究中得来的经验。顾先生回忆自己在北大荒废课业沉迷看戏后的这宗意外收获说：“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辩论古史而明白承受。）”[56]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先生用简明的语言道出了他由看戏悟出的辨伪研究古史的具体方法：“我们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57]。这一方法顾先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我自己就性之所近，愿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原因。” [58] “(1)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2）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是我个人研究古史愿意担任的工作。”[59]对于自己的学问上的这一大收获，顾先生非常自信，在给钱玄同、柳诒征、李玄伯等先生的信中反复宣扬。“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60]“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61]“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62]“我对古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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