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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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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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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上作三尖状，下为圆弧形的火纹" "自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中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直至青铜器纹饰、曾侯乙墓漆箱盖，其形体明确可识，文化脉络未断，而其含义和所指也很明确即表示大火、心宿三星。在此，有必要多说几句：根据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研究，原始人对人工用火的发明和使用是很早的。晚期猿人"已与现代人相同地两足直立行走，制造石器，用火也较为普遍。他们生存的年代，距今200万年-150万年至三、四十万年前，如爪哇猿人、北京猿人均属之"。在早期智人阶段（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到五万年前），"他们能制作各种不同样式的石器，而且颇为精致。他们能使用天然火，也能人工取火"，晚期智人阶段原始人的生物学特征则与现代人类已无区别了(夏树芳《人类起源》4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如果原始人类崇拜人工用火，那么在旧石器时代或者至少在旧石器晚期、新石器前期应该有较多的遗迹和证据，比如岩画、骨刻，但是没有。原始人类对太阳导致炎热的认识、对太阳的崇拜也应该极早，但是除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日火"纹外，迄今未见有用上为三尖状、下为圆弧形之火纹" "表示太阳之火的例证。相反，在庙底沟类型中，鸟纹、火纹（三足乌）、弧边三角（上加一圆点或在三尖角上各加一个圆点）三位一体即为同一纹饰的不同演变形态而其基本内涵同一（王仁湘《甘青地区新时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图二A，《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皆是象征和寓意大火、心宿三星，而鸟纹、鸟神与北斗的关系则见于良渚玉器神徽，火纹与北斗的关系见于商周铜器纹饰（参见第28项证据或理由）及战国曾侯乙墓漆箱盖。所以大口尊"日火"纹中的火纹释为燎祭之火、太阳之火都有欠妥当；相反，它们仍应该是表示大火、心宿三星。大口尊及其"日火"纹刻符不仅仅见于莒县陵阳河遗址，它们不仅主要见于鲁东南地区、皖北地区，还见于鲁中南，还传播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良渚文化（张明华《关于一批良渚型古玉的文化归属问题》图一O，《考古》1994年第11期），所以将大口尊刻符释为泰山封禅"燎祭于日"、东海滨日出、陵阳河遗址春、秋分日出之象都是有欠妥当的。
比较而言，前述种种解释中只有文字"炅"、" "才与"日火"纹、"日火山"纹的本形相合；如果不对大口尊刻划符号作人为改变或变通理解，那么从文字的角度说它们也只能"炅"、" "二字。原始人类为什么要在大口尊外表刻写"炅"、" "二字呢？如果考虑到大口尊及"日火"纹的产生背景、传播情况（即大口尊与刻划符号在相关的考古学文化中、在先民们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神圣性），刻划符号作为文字"炅"、" ""反映出在烈日下山上起火的情形"就讲不通：一个平常的自然现象不可能受到原始人类如此膜拜；在5000年前，单独为日照下山上起火这一自然现象造一个字，于情于理不通，这个字还传播极广受到人们顶礼膜拜，就更加不通。如果5000年前原始人类已经在为烈日下山上起火这种现象造字给予记载、表现和表达，那么当时必然应该存在大批类似的象形和象意文字了（因为在原始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远比日照下山上起火这一现象更为重要的事象多的是），当然考古发掘并不支持这一点，"日火"纹出现的文化背景也不支持这一点。从图象文字的角度去考虑，大口尊刻符应该或可能与传说中的太昊、少昊有关，有些专家也正是这样释读的，但是这种释读首先在形体上就对陶刻符号作了改变，即视"日火"纹为"日月"图形。实际大口尊刻符无论作"日火"或"日月"理解，它们都与太昊、少昊之昊无关：太昊、少昊之昊有两个本字，一作"皋"，一作"昊"，二者均非"日火"或"日月"结构。陈五云、刘民钢先生排出了由大汶口文化"日火"纹、"日火山"纹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到楷书"昊"字的演变图式，认为大口尊刻符即太昊之昊，但是无论甲骨文、金文或战国文字、小篆，太昊之"昊"字都是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个"天"字，字形明确而并无"日火"或"日月"结构（陈五云、刘民钢《释"昊" 》图二、图三，《华夏考古》2003年第2 期），这种研究恰恰证明大口尊刻符与太昊、少昊无关，而不是其他。将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刻划符号释为太昊之"昊"以便于和传说中的太昊族相联系，只能通过联想加臆测来实现，即"日火"纹表示"日月"或有着熊熊火焰的太阳高挂在山上和天空，而"昊"字也表示太阳在天上。既是联想加臆测，便当不得真，所以"日火"纹还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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