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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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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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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一年之后即易”。四军五校，乃六军以外的京师中央军，见《宋书·百官志》，现在加上护军将军所统“外军”，与“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对举。这条材料虽不能直接表明前者即“中外军”的一部分，但至少可证“外军”与外州郡、都督兵不是一回事，因而都督中外不应包括地方上军队。[14]
综上所述，《宋书·百官志》提到的三个都督中外，既然早于司马昭的曹真和晚于司马昭的王导，在他们的时代都不存在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制度，而史料又未记载司马昭之时有什么重大变化，则据此便可推定他的都督中外，也不应包括地方上的军队。
以此论点为依据，回过头来再考察前引《三国志》诸材料，便应认定，《毋丘俭传》将“中外军”与“三方兵”对举的记载比较准确；而《诸葛诞传》的文字很不严谨，实际上该传的二十六万中外诸军也应理解为京师中央军，而与王基等地方上的都督、州郡兵相区别。
关于这一问题，还可补充一些证据如下：
1.《晋书·文帝纪》：诸葛诞起兵后，司马昭上表请魏帝亲征，说“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如果《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载司马昭所统中外诸军二十六万是全部出讨军队，则与此五十万之数不合。若将二十六万理解为中央军，再加上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地方上军队，则大体符合五十万之数。[15]
2.据《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起兵时“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一共近二十万人，全部集中寿春，“闭城自守”，如司马昭总共只出动二十六万人，扣去石苞、州泰、胡质等打援的游军，和留驻丘头保卫魏帝的军队，是无法把诸葛诞围死的。若是五十万人，才能“以众击寡”，大体敷用。
3.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当时司马昭对自己统率的军队可以直接下命令指挥，如“文王敕军吏入镇南(指镇南将军王基)部界，一不得有所遣”等，然而至少形式上却不能直接指挥地方上的军队，而要通过魏帝的“诏”。这些军队有所请示也得通过给魏帝上疏来体现。如王基以为在“深沟高垒”包围寿春后，军队便不可再移动，以免对方钻空子突围，“上疏曰”云云，“书奏，报听”。《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此句下胡注：“报基听行其策，时帝在军，故诸军节度皆禀诏指，而裁其可否者实司马昭也”[16]。这也表明，至少制度上王基等地方上军队，并不归都督中外司马昭指挥。
总之，《宋书·百官志》所载都督中外，不能把它权力夸大，其实它只能总管京师的一切中央军，而并不涉及地方。
二
都督中外在制度上既不管地方上军队，则“中外”二字何所指?
《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率中外诸军”讨毋丘俭句下胡注：“中，谓中军；外，谓城(指洛阳城)外诸营兵”。此说为后来一些学者接受，并用以解释整个曹魏、西晋的都督中外之“中外”。[17]
然而此说实可疑。
首先，洛阳城外军队是司马懿父子于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后，为了扩大自己在京师的势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曹魏初年洛阳城外并没有驻扎什么重军，直到高平陵政变时城外军队也弱得很。《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及注：司马懿发动政变最主要措施便是乘曹爽兄弟暂时离开洛阳城之机，控制城内一切军队，“将兵屯洛水浮桥”，防止曹爽等攻城。司马懿老谋深算，当时皇帝在曹爽手中，仍有极大号召力，如果城外驻有重兵，他是决不会仅仅控制城内军队便贸然发动政变的。事实也是如此。曹爽被拒于城外后，只能发屯田兵数千人自卫。屯田兵和城内兵特别宿卫禁军比，战斗力弱，所以曹爽才会“迫窘不知所为”。固然，桓范曾劝曹爽调发城外中领军别营和洛阳典农所属其他屯田兵，但既称“别营”，便非主力；而且从曹爽“默然不从”，后来又决心向司马懿投降推测，这些军队的力量肯定比原来的屯田兵也强不了多少。[18]既然曹魏初年二、三十年中洛阳城外一直未设重兵，则黄初三年创立“都督中外诸军事”之时，其“外”指城外诸军的可能性便很小了。
其次，这一时期与“中外”涵义完全相同，使用较广泛的“内外”一词(以及相应的动词“入”、“出”)，就地域说，主要有五种用法：
国内外：
如《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同书《司马朗传》“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同书《蒋济传》“外勤征役，内务宫室”。
京师与州郡：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注引诏“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同书《刘放传》注“曹休外内之望”。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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